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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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认为应举者之乡品与策试成绩相关的说法，决难成立。仅由前引之《赵穆别传》之“宜进品三”及《广南记》“交趾茂才皆为四品”语，已足以证明应举者之乡品与科目类别相关，是在策试之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至于一科之内是为二品还是为三、四品，则在原则上应与被举者之才德有关，还可能与被举者的出身地区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证明散郎除授与乡品无干这一论点。如前所述，秀孝之乡品在二、三、四品之间，但是拜为议郎、中郎还是郎中，却不系乎乡品之高下，而是取决于策试成绩。三种郎官秩禄有别，策试优者可得较高待遇。
由此可见，虽然通过察举，一部分普通士人有了提高自己乡品的较多可能，但特别是在最为主要的秀孝岁科之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得到上品二品，而只能屈居三品或四品，尽管形式上他们仍被称为“一州俊选”、“古之名贡”。孝廉所得之乡品，从实例来看其平均水平又较秀才为低。而权贵子弟由之起家的“清途”诸官，一般均以乡品二品为资格；他们凭父祖爵位门第便可以轻取高品优状，步入“清途”。即就“散郎”而言，权贵子弟凭赐官就可以得到，而秀孝却须经州郡“试职”、中央策试之后方能获得。就此而言，察举制在此期已不如汉代那样，是士人之入仕荣途了。在九品官人法的制约之下，察举已被置于低于“清途”的地位之上。
附录 甲午制始末
西晋之“甲午制”，见于《晋书·王戎传》：
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
据《晋书·惠帝纪》，王戎为尚书仆射在永平元年至元康七年。又同书《傅咸传》亦记此事。二传均系此事在司马亮辅政之后，而傅咸惠帝元康四年卒。是其事约在元康二、三年间。
“甲午制”的内容，是“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针对的是“于时公族务在闲任”以及当时“内官最崇”的问题，这一制度显然是不利于权贵高门子弟的。然而这一制度，却是由王戎制定的，他出于琅邪名族，又为当朝权贵，本传言其“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此后劾奏他的，却是以“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著称的事功派官僚傅咸，所取口实又为“驱动浮华”，其间颇有疑点。
下面对“甲午制”始末略加叙述。《太平御览》卷二五九：
《晋起居注》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
方括号内之文字，据《太平御览》卷二二○及《艺文类聚》卷四八补。又“皆先外郡”，《御览》卷二二○引作“皆先外官”。晋武帝这一诏书的要点，在于使士大夫“皆先外郡”治民，这与王戎所定“甲午制”之“选举皆先治百姓”的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断定，晋武帝太康八年诏，与“甲午制”实为一事，这一诏书的发布，就是为了“甲午制”的公布实施。又《北堂书钞》卷七八：
太康八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人、洗马未更长吏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三官也。
“主尉三官”当作“廷尉三官”，即廷尉正监平，“主”为“廷”字偏旁脱落之讹字。“长吏”指地方长官，《书钞》系此条于“县令”条中，知所指为县之长吏。又《北史·元文遥传》：“夫县宰之寄，绵历古今，亲人任功，莫尚于此。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皆所以贵方城之职，重临人之要。”亦知“长吏”是指县之令长。
由师袭、向凯之奏请特别提出“舍人、洗马”先为长吏方能拜台郎，可知晋之尚书台郎例以东宫太子舍人、洗马迁补。又《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注引傅咸《与晋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笺》曰：“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复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致回听。”时司马亮以卫伯舆为尚书郎。又据《晋书·傅咸传》，傅咸少袭爵，起家太子洗马。由师袭、向凯之奏，我们便可知傅咸此笺的原委。傅咸为洗马未能补选台郎，而卫伯舆未经东宫官属，反而越傅咸为尚书台郎，故傅咸有此笺以鸣不平。此事正可证晋代确有以东宫官属太子舍人、洗马补尚书郎之制。又如《荀岳墓志》记其太康中为太子舍人，转尚书中兵郎；《石 墓志》记其由太子洗马转尚书三公侍郎；《晋书·李重传》“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均可旁证此制的存在。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晋尚书郎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又《晋书·阎缵传》：“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东宫官属补尚书郎之制，显然是高门权贵“清途”之一部分。这与汉代孝廉郎中试笺奏补尚书郎之制，主旨已大不相同。可知师袭、向凯之奏的目的，是要矫“清途”之弊，使由之迁转的贵公子外出治民。
师袭、向凯之奏与晋武帝之诏同在太康八年，其内容主旨又相一致，可以推测二者间必有联系。估计是师袭、向凯之奏在前，晋武帝采纳在后，并把应当外出为治民长吏的任官资格，扩大到了“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常伯”指侍中等近侍之官，“纳言”指尚书台官。因此，“甲午制”并不始于惠帝元康年间。据《王戎传》，他在太康中曾为吏部尚书。“甲午制”应是在太康八年，由师袭、向凯立议，又由晋武帝令吏部尚书王戎详定其法，并于同年发诏公布施行的。
我们看到，“甲午制”的影响颇为重大。依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是“士大夫皆先外郡”；依《晋书·王戎传》，是“选举皆先治百姓”。就是说，士人皆须先经郡县之长吏，才能迁补内官，无一例外。这一规定是相当强硬的。
“甲午制”虽为王戎所定，然而他本人并无意于举贤图治，也并不喜欢这一制度。因此惠帝元康中他再领吏部之时，便有“居职未期而戎奏还”之事，使“甲午制”流于形式，如傅咸所劾奏，“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总之，“甲午制”确实实行过，但此制之设，并非王戎本意，所以不久他就开始破坏这一制度。而傅咸之劾奏，并不是攻击“甲午制”；恰好相反，他是在尽其努力维护这一制度。傅咸是被浮华之徒目为“俗吏”的，作为事功派官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甲午制”的重视是不足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