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各国设计简史（之二）（第12/34页）

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高度敏感性。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紧缺，自然灾害频发，使得日本现代设计中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高度重视，设计作品中不乏公共厕所中将洗手水存留下来冲洗马桶的装置，用废报纸折叠成购物袋，在轻质塑料板边缘夹装金属钩挂配件制成可根据需要搭建的救灾建房材料等各种别具创意、非常实用的节能、环保、抗灾产品。日本设计师津村耕佑（Kosuke Tsumura, 1959— ）设计的一款名为“终极住家”（Final Home, 1994）的夹层救灾外套，用薄尼龙面料缝制，可填入报纸、棉絮、泡沫塑料等任何随手可得的材料来增强御寒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梅原诚（Makoto Umebara）2003年设计的废报纸手提袋（Shimato Newspaper Bag）不仅是环保产品，而且也时尚、好看。

以上种种特点，归根结底都是与日本具体的地理、人文、社会条件相适应的，逐渐成为一种审美的特征。再与传统的审美原则相结合，加上对手工艺膜拜的“芸道”，设计组织上的“序、破、急”，便形成了日本现代设计的基本特色。

（三）日本现代设计的发展轨迹

1．日本现代设计的萌芽期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日本终于培育出了一种独特而成功的现代设计文化——一方面紧紧地拽住传统，同时又热情地拥抱现代文明。日本设计师们打造出的设计思维和美学标准，在建筑、室内、产品、平面、时装等设计领域，以及手工艺方面，已经在国际上造成深刻的影响。

要追溯日本现代设计的轨迹，还得从19世纪晚期说起。1867年以前，歌舞伎和浮世绘印刷受到新兴的商人阶层的欢迎，二者对日后日本设计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维新，打开了国门，逐步促成了日本人对工业标准的认识，为现代设计奠定了一个认识和制度化的基础。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同时，也向西方输出了扇子、和服、漆器、浮世绘印刷等手工艺品。

津村耕佑的夹层救灾外套。

梅原诚设计的废报纸手提袋。

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日本高速推行工业化，而国民的生活也日益西化。当老百姓越来越接受西式生活方式的时候，设计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最初的发展并不平顺，一时因新技术的刺激而被积极推进，一时又因固守传统而受到抵制。但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设计将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了，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世纪末，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和他的同伴们因对抗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丑陋产品，而发动了以复兴中世纪手工艺传统为主旨的“工艺美术”运动。受其影响，日本哲学家和评论家柳宗悦和陶艺家滨田庄司（Hamada Shoji, 1894—1978）等人一起，在1920年代发动了“民艺运动”（Mingeo Movement），寻求日本传统手工艺的回归。1936年，“民艺运动”创办了日本民间工艺博物馆（The Japan Folk Crafts Museum），向公众展示了陶瓷、纺织品、竹器、漆器、木器等传统手工艺制品。很独特的一点是：他们并不是将这些展品当成艺术品，而是当成有使用功能的日用品向民众加以介绍，以强调天然材料在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手中也可以转化为功能性很强的日用品。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以现代技术引领的日本现代设计运动。

日本和西方的建筑师、设计师们很早就开始了双向的交流。20世纪初，欧洲兴起了“新艺术”运动，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就来自日本。著名的英国设计师克里斯多夫·德莱赛、美国建筑师佛兰克·莱特都曾将日本动机 运用到他们的设计之中。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日本青年到欧美留学，参观欧洲设计大师的工作。根据记录，日本现代建筑的一些先驱人物中，石本喜久治（Kikuji Ishimoto, 1894—1963）、仲田喜之助曾在1922年11月13日参观过魏玛包豪斯。之后，又有崛口舍己（Moliguchi Tsutami, 1895—1984）、大内喜一郎在1924年参观了魏玛包豪斯，会见了格罗皮乌斯。后来，崛口舍己、山田守（Yamada Mamoru, 1894—1966）等6人组成了日本最初的现代建筑运动——“分离派”运动，主张摒弃过去的、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风格。他们与维也纳“分离派”在理论上一脉相承，甚至连名称也搬来照用。

此外，有水谷武彦（Micitani Takehito, 1898—1969）、山胁岩（Iwao Yamawaki, 1898—1987）和山胁道子（Michiko Yamawaki）等人曾到德国包豪斯留学，直接接受了包豪斯体系的熏陶。他们毕业之后回到日本，推动包豪斯式的设计改革。日本优秀的设计家柳宗理（Sori Yanagi, 1915—2011），就是水谷武彦的学生。

而坂仓准三（Junzo Sakakura, 1901—1969）和前川国男（Kunio Mayekawa, 1905—1986）则更是去到法国，在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耶身边工作。坂仓准三后来设计的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日本馆，就是一个东西方设计元素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1930年代，日本迎来了现代主义建筑最初的10年鼎盛期，理性主义建筑强调平面布局的合理性；追求施工、生产过程的工业化和经济性；以钢铁、玻璃、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塑造几何学特征的建筑形式。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当数于1932年竣工的东京中央邮电局，被布鲁诺·陶特盛赞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现代建筑”。其外观采用不作任何修饰的钢筋混凝土材料，形式朴素、简洁。此外，还涌现出了如谷口吉郎（Yoshiro Taniguchi, 1904—1979）1932年设计的“东京工业大学水力实验室”、土浦龟城1935年设计的“土浦龟城邸”、山田守1938年设计的“东京递信病院”、崛口舍己1941年设计的“若狭邸”等一批精致典雅的理性主义建筑。从崛口的笔记中，可以发现包豪斯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坂仓准三1937年设计的巴黎国际博览会日本馆。

山胁岩和山胁道子在包豪斯的学生证。

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三菱公司1980年出品的电动须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这种交流和学习。直到1950年，日本的现代设计才重拾发展势头，在技术和文化层面上迎来现代化。

2．日本现代设计的成熟期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时代。日本不但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过来，而且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制造强国，而日本社会也转变成了现代化的消费社会。日本的一些老企业也开始转型，并走在前面。如精工（Seiko）开始生产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钟表产品，夏普（Sharp）转而生产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不过，当时的消费产品，最关注的是技术因素而不是美学因素。甚至连一些战后才建立的企业也还顾不上设计的考究，例如索尼（Sony）公司1950年推出的G型带式录音机，就相当臃肿、粗糙，要两个成年人才能搬动。不过，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消费品还处于匮乏状况，因此只要有先进的技术元素，便足以吸引消费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