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10/16页）

5月6日，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送去了一份关于东德难民大批外逃的报告：自1952年以来，已有22万人离开，其中包括3000名德国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成员。与其他报告截然不同的是，该报告把大量外逃的现象归咎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政策。贝利亚建议，让在民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就如何减少外逃拿出方案，“以便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必要的建议”。

就在此时，乌布利希犯下了一个大错，使得莫斯科减少了对他的支持。他在5月5日宣布，民主德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当这种社会主义的豪言壮语从东柏林传来的时候，恰逢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提议与苏联新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在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其他某些成员看来，乌布利希的方针是与分裂北约的新机会明显冲突的。这使得主席团就民主德国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4日，在莫洛托夫的建议下，主席团指示乌布利希，要他克制自己，不要发表这种挑衅言论。同时，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的专家也承认了在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谢苗诺夫在自己的内部备忘录中认为，东德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大逮捕和大镇压的做法应当停止。他甚至建议赦免一部分人。同时，在他看来，苏联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人在民主德国的领导地位。在5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加入到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批评中。看来他当时没有表露自己的怀疑，也不想在领导集体中造成分裂。乌布利希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学者们现在一致认为，1953年5～6月是苏联领导层考虑彻底改变其对德政策的唯一一段时间。

在领导集体内部突然爆发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苏联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德国？在5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建议说，德国社会统一党“不该搞什么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到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但是在贝利亚被捕后，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贝利亚在会上插了这么一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德国的这种社会主义？那是什么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据莫洛托夫说，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震惊：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德国会是和平的，因为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最后说：“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某种据说会是和平的并在四大国管制下的资产阶级德国？”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站在莫洛托夫一边。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他们本来想得到中央主席团的领导职位，却一下子就垮掉了！”据说贝利亚会后给布尔加宁打电话并告诉他：他如果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就会丢掉自己国防部部长的职务。贝利亚在他从狱中写的信中承认，在5月27日的会议上，他对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方式是“粗鲁、傲慢、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零零散散的材料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的仔细重构发现：在5月27日，不仅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还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余成员，都投票赞成彻底改变在民主德国的政策。但是在后来，当这个领导集体要除掉贝利亚的时候，他们却决定，一定要把在德国问题上的“叛徒”罪名也加到他的诸多罪行当中。

根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结果就有了6月2日的政令——“关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发展的措施”。这份文件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与外交部的所有草案不同，也比在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5月18日的建议走得更远，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贝利亚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它说，民主德国的这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它缺乏国内外的现实条件”。文件含蓄地承认斯大林对该政策负有责任，并建议彻底采取“新方针”，结束集体化，放缓“重工业发展的极度紧张的步伐”，并“大幅提高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它还提到要削减“行政性开支和特殊开支”，稳定民主德国的货币，停止逮捕并释放被捕者，停止宗教迫害并归还被没收的教产。

“新方针”颠覆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是想把东德变成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战争的堡垒。现在，民主德国的未来与“一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指示民主德国领导层，“要把恢复德国国家统一和签订和约的政治斗争，置于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和西德——广大人民关注的中心”。

6月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接受有关政策变化的指示。感觉到自己遇到危险的乌布利希，试图建议做一些面子上的改革。然而，就在此时，主席团接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的消息；这个消息看来让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更加倾向于立即颠覆斯大林对欧洲卫星国采取的政策。根据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笔记，贝利亚说：“我们大家[在1952年]都犯了错误；所以怨不得别人。”不过，在场的另一位东德人记录下了贝利亚对乌布利希的蔑视和愤怒。在记录中，马林科夫也说：“要是我们现在不纠正形势，那就会大祸临头。”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大幅缩减了斯大林有关民主德国的军备计划。“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格罗提渥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草草记道。

最糟糕的是，莫斯科命令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立即采取“新方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从莫斯科打电报回去，指示从图书馆和书店撤掉有关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献。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为驻东德的高级专员，让他和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同机回去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些新指示让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搞了一年的全面动员和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宣传，现在却不得不立刻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时间顾及颜面了。莫洛托夫甚至建议媒体对1952年7月以来社会统一党的政策进行“坦率的批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这些措施所具有的煽动性是多么无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逮捕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责他企图“出卖”民主德国。后来，他又声称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同伙。在马林科夫澄清自己的立场时，他的辩护词中有一段很重要：“在对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为了德国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在民主德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如果把“新方针”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激进性就会凸显出来。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既充满变数，也充满新的机遇。6月3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暗示，他乐意与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秘密谈判，就像以前跟斯大林有过的那样。他告诉马利克，他即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并向他建议立即召开大国峰会以改善国际形势。丘吉尔说他相信他会“成功地改善国际关系，并至少为接下来的三至五年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