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9/16页）

斯大林1952年在德国采取的政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讲得通，那就是全面的战争动员。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时的举措，与其政权的那些有案可稽的举措一道，表明这位独裁者相信战争不可避免。1952年春，就在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下令建立拥有10000架中程喷气式轰炸机的100个空军师。这一数字几乎是苏联空军指挥官认为战争所需的两倍。在极北地区和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苏联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备战，研究了大规模入侵阿拉斯加的能力。要是斯大林活得再长一点并想把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付诸实施，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正在失去其对德国事务的控制。他同时要做的事情的确太多了。除了备战，他还要忙于谋划新一轮的残忍的政治斗争，其中包括对秘密部门的清洗，对“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调查，策划公开的反犹运动，策划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清洗，也许还要除掉贝利亚。斯大林也要花时间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的理论写作。与此同时，民主德国领导层在继续朝着政治经济的危机大步前进。

有关民主德国的激烈斗争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的去世使对德政策的危机浮出了水面，也让修正斯大林许多错误的和已经破产的政策成为可能。斯大林在政治局（1952年更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继任者，尤其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了降低战争危险，立即发出新的和平倡议。他们与中国领导层一起，就朝鲜问题与美国开始停战谈判。他们还停止对土耳其施压，并允许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妇女离开苏联。“三驾马车”开始讨论的还有其他国际议题，其中包括奥地利的中立、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民主德国的前途。总的来说，这些变化远非仅仅为了宣传。

苏联人之所以提出新的“和平倡议”，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各位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斯大林即将去世的那些日子，我们都认为美国会入侵苏联，认为我们会开始战争。”美国在军事上的巨大发展，包括1952年11月的首次热核武器试验，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与美国的冲突迫在眉睫。斯大林的继任者想要避免这种冲突，以获得喘息之机，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

促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德国，那里的新政策引发了社会经济危机。1953年3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要求苏联允许关闭与西柏林的边境，以阻止人们逃往西柏林。同时，它还呼吁莫斯科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后来，在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对东德危机的原因总结如下：“他们采取了急于求成的工业化道路，制订了过于宏大的建设计划。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支付我们军队的占领费用和支付战争赔款。”从西德也在不断传来坏消息。4月18日，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说，阿登纳政府“明显加强了复仇宣传，并用来自东德的威胁恐吓西德人民”。专家们向主席团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可以用来阻止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在西德议会的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得到批准。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等了将近三个月才在德国问题上采取行动。之所以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是由于各位新统治者要面对其他紧迫的问题。朝鲜战争还在继续吞噬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战争升级的危险依然存在。没有人能够保证，在苏联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不会在斯大林死后引发抗议和骚乱。按照苏联新的政府首脑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的说法，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党员中，在工人阶级中，在我们的国家中，避免发生混乱。”

重新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牵头对德国问题进行了评估。他把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从民主德国召回莫斯科，参加外交部对德国政策的检讨。谢苗诺夫、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格里戈里·普希金（Grigory Pushkin）和米哈伊尔·格里巴诺夫（Mikhail Gribanov）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的讲话中说，“根据我们最近了解的情况，十分清楚，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妙”。不过，外交部的档案显示，他和他的专家们还在纠缠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专家中最了解情况的谢苗诺夫大胆地建议苏联人，结束对民主德国的占领并与乌布利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专家中谁都不敢提起乌布利希在东德实行的“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

内部讨论的记录现在还没有公开，但所有的迹象表明，莫洛托夫认为关于德国问题的和谈是东、西方之间的零和游戏，而且他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同意谢苗诺夫的建议：削减战争赔偿和其他对苏经济义务，为民主德国“创造更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5月5日，莫洛托夫向中央主席团建议，在1954年之后，民主德国就不再支付战争赔款。同时，莫洛托夫还明确表示，反对民主德国领导层关闭柏林地区边境的建议。

负责外交事务的“三驾马车”，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表面上几乎没有分歧。实际上，在这种团结的假象之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酝酿之中。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执掌了由两个秘密警察及情报机构合并而成的内务部。他在自己的副手中组建了一个智囊团。该智囊团帮助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政策议题上提出了数量惊人的倡议。从一开始，贝利亚就试图撇清自己与斯大林的累累血债之间的关系，并向那些还半信半疑的中央委员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中央主席团内部，他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寻求支持，并希望操纵他们两人。相比之下，他把在党内精英中最有权威的莫洛托夫视为威胁，并想暗中破坏他的声望和政策。

至于贝利亚当时对德国问题的看法，这方面的证据模糊不清。谢苗诺夫在自己写于十多年后的日记中认为，贝利亚和斯大林两人都把民主德国视为争夺德意志的工具。贝利亚只是“想在1953年夏加快这种争夺的步子”。苏联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阿纳托利·苏多普拉托夫（Anatoly Sudoplatov）回忆说，就在1953年“五一”节前夕，贝利亚命令他检验一下统一德国的可行性。他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要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管理的中立而统一的德国。德国将成为美、苏在西欧利益的平衡力量”。按照上述设想，民主德国在统一后会成为德国的一个自治省。“紧接着，贝利亚就想不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通报，而是利用自己情报机构的非正式渠道，与西欧主要政治家接触。”贝利亚当时是否也在考虑与美国建立秘密渠道，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