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0/15页）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西方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布什政府迅速从戈尔巴乔夫的正在变得孱弱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在结束欧洲冷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稳定性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布什终于像他还是副总统时承诺的那样，按照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模式，扮演起可靠而通情达理的伙伴角色。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峰会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想建立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私人关系。

事后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就像他之前的里根一样，最后有多么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有常识感因而会承认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人。在筹备此次峰会的时候，10月11日，布什告诉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orner），说主要问题在于说服苏联人让中欧和民主德国继续变革。当韦尔纳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听任民主德国脱离华约组织的时候，布什说想试试自己能否说服戈尔巴乔夫对华约放手——也就是让他觉得它的军事价值不再是根本性的。“这似乎有点天真，”布什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当初有谁能想到呢？”要是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想去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什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依然十分怀疑。对他们来说，苏联领导人声明放弃其地缘政治野心，这太具有革命性了，不大可能，所以，甚至到了一年之后的马耳他峰会，他们心中的疑云还是没有散去，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怀疑告诉自己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联手反对自己的长期盟友萨达姆·侯赛因时，布什在与他的幕僚们的谈话中保证，不会“无视苏联获得不冻港的愿望”。

但是，在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倒是有一种罕见的默契。1989年12月，他们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在首次官方峰会上就对所有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布什让戈尔巴乔夫吓了一跳：他一上来就讨论“输出革命”以及苏联在中美洲的存在，而不是欧洲问题。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苏联“没打算在拉美建立势力范围”后，美国人就放心了。当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德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有很好的机会来决定德国统一的条件，并且作为对支持德国统一的回报，要求从布什那儿得到有关建设“欧洲大家庭”的明确承诺，把同时解散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作为新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一味地指责科尔的“十点”计划，认为西德总理的计划包藏祸心，想要吞并民主德国。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这样做“就让人怀疑，能不能相信联邦德国的政府。接下来会怎样呢？统一后的德国是保持中立、不加入各种军事政治同盟，还是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明白，现在要讨论其他的方案还为时过早”。然后他又接着说：“存在两个德国，这是历史形成的。那现在就让历史来决定，在新欧洲和新世界的背景下，事态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以及会走向何方吧。”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有关解决德国问题的种种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如果对比一下马耳他峰会的记录和1939～1945年斯大林的谈判记录，那就会发现，他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位苏联独裁者是条难以对付的斗牛犬，同时也是只老狐狸，当（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锱铢必较，只有在符合他的整个谈判计划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慷慨的”让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他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高，然而他的谈判技巧就连其他帝国主义的谈判高手，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都没想到要从布什那里得到某种具体的协议和承诺。他当时显然是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布什说他不会“在柏林墙上跳舞”，也不会为德国的统一推波助澜，这就让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了。

从1989年11月起，莫斯科各方面的官员，包括驻联邦德国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就一直警告说民主德国即将消失，并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科尔施压，支持这两个国家结成邦联。此外，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建议，努力朝“新拉帕罗式的关系”发展，也就是说，与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前达成协议，把它与德国对新的泛欧洲安全体系的义务联系在一起。

但戈尔巴乔夫对于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实用政治的交易丝毫没有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不管它们有可能成功是多么重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的对外政策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只是到了1990年1月底，在准备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与自己最亲近的幕僚举行了决策讨论会。他们在德国问题上接受了“4+2”的谈判模式。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承认，事态的进程会导向统一；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民主德国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得以保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作如是想，据说是受到某些德国问题专家的误导——他们反映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统一。公正地说，即便如此，其他专家也早已警告过他，民主德国维持不了多久。另外，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情愿让“两个德国”在和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在后来轻易接受了由“2+4”来取代“4+2”的模式。只是到1990年7月，他才采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建议，与科尔在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阿尔赫兹（Arkhyz），就德国问题达成单方面的和解。事已至此，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手段已极为薄弱；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即苏联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存在。“新拉帕罗式的关系”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没想那样做，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