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8/15页）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东德人开放边界的时候，莫斯科明显保持沉默。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有几万名东德人涌入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动摇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月27～28日，谢瓦尔德纳泽估计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詹姆斯·贝克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讨论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结果是，东德难民被允许暂时留在这些城市的西德使馆的大院里。”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到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从中欧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但他想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主要是考虑到国内的反对而不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切尔尼亚耶夫在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撤军，人们就会大声质问：‘我们过去是为什么而战的，在二战中我们的几百万士兵是为什么而牺牲的？’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政府和西德政府的立场特别在意。关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罗曼史”，当时在华盛顿并不存在共识。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新思维”不屑一顾，认为它往好里说是演戏，往坏里说是欺骗。即便是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到1989年2月已经完成——也不能说服他们。务实而“现实的”斯考克罗夫特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认为“苏联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范围缩小了”。

不过，到1989年夏，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认为，他们必须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他们还意识到，他的个性是个关键。“瞧，这个家伙现在成了改革的化身。”布什对仍然表示怀疑的专家们说。他没有理睬中情局苏联司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伙伴。7月，布什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那里，他对共产党改革派表示支持并劝反共的民族主义分子不要捣乱。这次访问以及与布什的当面交流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担忧。1989年9月，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建立了不一般的友好关系，并与之敞开讨论了困扰苏联领导层的诸多国内问题。

西德的立场及其有关民主德国的计划，也是戈尔巴乔夫很关心的问题。除了一帮“新思想者”，苏联对外政策和军方的实权派对联邦德国仍然感到不放心。不过，到了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已经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后者一度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使得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外政策迅速发生转变——一位西方学者将这种转变说成是，不亚于“对各种同盟关系的倒转”。在与联邦德国关系升温的同时，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阶段。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拒绝再像过去那样，让东德的各位领导人经常性地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6月11～15日访问西德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热情欢迎的人群。西德人的戈比热与苏联公民对其领导人日渐冷淡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其与科尔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之心变得更加坚定。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确保科尔支持其改革并让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想法。反过来，他对科尔提出的联手干预民主德国的事务、赶昂纳克下台并推动改革的建议也几乎没有异议。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联邦德国和苏联的联合声明从应当遵守的国际法的各种原则和准则中特意挑出了这么一条，即“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在暗示，苏联不会用武力来反对东德国内的变革。同时，科尔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和他的政府并不希望民主德国出现任何动荡。这一非正式的理解对于随后的德国和平统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