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9/15页）

但是，对于中、东欧的变化给西德的政策所提供的机会，科尔不可能无动于衷。1989年8月25日，科尔与匈牙利改革派领导层达成理解，对民主德国的叛逃者开放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作为回报，匈牙利收到10亿德国马克，以填补其预算赤字。这一理解的有关细节——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命运攸关——只是在最近才公之于众。莫斯科当时对于这笔交易得到了什么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当匈牙利领导层给谢瓦尔德纳泽送去一份关于他们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的照会时，谢瓦尔德纳泽只是回答说：“此事只跟匈牙利、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有关。”10月，昂纳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内梅特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5.5亿德国马克的贷款，条件是“匈牙利人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

戈尔巴乔夫作何反应，直到今天还不清楚。从1987年初以来，他与其他“新思想者”一直都把当时开始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埃里希·昂纳克视为反动残余。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季姆·梅德韦杰夫，1989年9月在民主德国，回来时“心事重重”。他认为“本来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决定更换领导人[指昂纳克]”。在此期间，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情况并暗示（没有给出明确的政治建议）形势迫切要求昂纳克下台。

1989年10月5日，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正在飞往民主德国，参加它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很不情愿去那里。今天他打电话说：我不会说一句支持昂纳克的话。但我会支持这个国家和革命。”实际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民主德国期间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是正像他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恪守自己的不干涉政策。在与东德领导层会谈的时候，他用隐晦的语言说，历史惩罚了那些延误改革的人。另外，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他还引用俄罗斯外交官和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的诗句说，“爱”也许是比“铁和血”更牢固的纽带。引用诗人的话是不是针对西德领导人并对武力兼并民主德国的计划提出警告呢？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解读是：这是“苏联领导人用它来警告联邦德国要尊重‘战后现实’的奇怪的方式”。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一起分享的此次访问的最初印象。戈尔巴乔夫告诉自己的同事，昂纳克不了解现实，民主德国国内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讨论任何对苏联可能造成的影响。10月16日，东德领导人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和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派人到莫斯科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要赶昂纳克下台。斯塔西首脑梅尔克认为，要实现权力的有序过渡已经太晚。戈尔巴乔夫没有将此事告诉全体政治局成员，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与会的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克留奇科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沃罗特尼科夫。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跟科尔和布什联系。他还提出，驻民主德国的苏军“要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昂纳克最终下台了，民主德国的新领导人埃贡·克伦茨旋即于11月1日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商讨民主德国的前途。在得知民主德国所欠西方债务有265亿美元而且1989年的赤字就达到121亿美元后，戈尔巴乔夫十分震惊。他对克伦茨——后来也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坦承，如果没有西德的帮助，苏联人是无法“拯救”民主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克伦茨的建议，让一些人到西方旅行以缓解东德社会的紧张气氛。对于逐步拆除柏林墙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克伦茨没有详细讨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掉，令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东德的各位领导人没有征求莫斯科的任何意见，就决定允许东、西柏林间的居民可以有限流动。但是，这种笨手笨脚地想要打开安全阀的企图引发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崩溃。柏林的事态发展让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十分意外。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徒劳地想用保密电话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取得联系。当时，正如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整个领导层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成立任何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德国问题。对德国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不仅是德国问题专家，就连军方的代表也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就如莱韦克得出的那条正确的结论，柏林墙的倒掉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要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宏大计划失败的命运。民主德国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耐心等待苏联人和西方去建设“欧洲大家庭”，而是“自己冲过柏林墙”，投入西方的怀抱。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