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8/17页）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104]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1/4。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那时，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105]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一战的乡勇们，激动而愤怒，正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06]

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十三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107]

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他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108]

最后是梁廷栋。他是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的地区的十二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109]

在这三名主要领袖之下，还有其他一些组织者，他们在三元里事件中指挥各自的部下。如陈棠、潘世荣、梁彩煐及钱江——关于钱江，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这个名字。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旗，一面黑旗，它是从三元里的佛庙中拿来的，是用以祛除邪魔的。[110]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特别的、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一些核心村庄怎么得到优先的地位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绅士起了这种组合作用。只有在那种水平的活动中，农村才能超越于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机构。通常，一名绅士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111]，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他们的旗隶属于他的帡幪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112]这样就从一个主要的团练扩展到其余那些组织较松散的“旗”。但是，绅士的领导而非农民的自发性才是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绅士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