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7/17页）

在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以前很久，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开始有力地反对鸦片贸易；但他本人曾向一位伙伴说，吸食鸦片已非常广泛，禁烟就像禁茶那样困难。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此后当林则徐开始禁止鸦片运动时，许多人都去接近他，要求他缓和一下钦差大臣的激烈态度。[80]但邓及时地、忠实地执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1839年1月，345名犯法者被逮捕。但并没有真正打算惩罚那些瘾君子们。[81]张歆保正确地指出，在林则徐指挥下，各种措施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云云是夸大其词的。[82]但张没有强调指出：打击并未从商人转向吸食者。而从禁售鸦片转变为禁吸食，却是黄爵滋那个著名奏折的核心。禁吸食，在禁烟三十九条章程中被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章程规定，在法律公布（1839年6月15日公布）18个月后，任何吸烟者都将被处以绞刑。[83]由于受有这些权力，林大臣在广东对瘾君子发起了扫荡。

除了严惩那些鸦片贩运者和商人，并且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一所让吸烟成瘾的人得到治疗的疗养院以外，林则徐还建立了一整套细密、复杂的管理制度：一、凡留宿临时过往广州者的旅店店主或人家，都要有留宿登记册，每五天交给官府检查人员。二、在官员、士兵、衙门办事员中，建立五人互保小组。三、对城内的吸食、兜售鸦片者，处以重刑。对告密者，给予重赏。四、为对付乡村地区的吸食者，建立保甲制度。[84]

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1839年3月，林曾公开宣布，旧保甲之所以没有起作用，是因为其保证人不可靠。林则徐为寻找可靠的阶层，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主要教训，决定把绅士包括在他的新的管理网中。[85]他对皇帝解释说：

臣等伏思吸食者虽善于讳匿，囤贩者虽巧于收藏，而鬼蜮情形，断难掩其乡邻耳目。因复通饬各属逐乡选举公正绅士，议立族党正副，挨次编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86]

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地区都有户口编查。当地的绅士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或族长，作为他们的代表。乡村建立五家互保小组，每家都要挂上门牌，由这些代表检查门牌。

这个政策带来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混乱与恐慌。许多吸烟者都被斩首，还有一些被送进监狱或林则徐建立的疗养院。一些人不许士兵搜查他们的住所，还有的人在街上设置路障。[87]如郭士立追述的那样：“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是无辜的，许多人死去。告密的人发了财。为了攫取有钱人的财产而有意地把他们卷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贸易都中断了。而且，说来奇怪，当恐慌过后，鸦片的进口反而急剧增加。”[88]

其次，这使得钦差大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绅士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绅士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89]在郊区，林则徐接受邓廷桢的建议，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根据他本人的命令，得以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90]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变为军事组织。[91]

这样，钦差大臣激烈的禁烟措施，导致了某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绅士控制保甲和初生的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绅士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乡勇。最高一级是“勇”，他们受到紧密的控制，是由正规军官指挥的。第二级是由绅士创办的。他们或是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或是同广州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级是真正的团练，他们通常得到了省级官员的批准，但其活动却独立于官僚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依次下降的顺序，从官方的到个人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从正规的到非正规的。

“勇”只不过是雇佣兵。1840年6月，广州府在商馆前面设立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机构。数以百计的壮士排队应募，试着举起100斤重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编入广州协台的队伍中，附属于一支正规军，每月6元饷银。[92]有时，一个本地人如果有过什么军事经历，包括做过土匪、海盗等，就会得到一种虚衔，并得到一笔钱去招雇船和人。[93]

接下来是中间一级的。在这一级，绅士是省衙门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杨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书）。[94]还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们可以沟通省里与县里绅士间的关系，比如孔继动，就是南海县罗格围的一个著名学者。他1818年中举后，做过书院教谕，1833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在北京的国史编修馆副修纂。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退休，但他同意作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非正式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他同整个广州府的许多重要绅士有密切关系，他能够帮助林则徐、怡良、祁安排地方防务。[95]

凡是这些中介人所接触的绅士，往往为省里提供防卫经费。这些钱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组织联合捐献，很难确定，但数目常常是可观的。南海县恩洲蔡文纲捐出的钱足以维持几个炮台的给养。[96]东莞县著名绅士陈北垣捐献了七万多两银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97]可以设想，这些爱国行为得到了官衔的奖励，虽然材料上并无记载。

还有一些绅士，他们训练了自己的乡勇，可是当他们被委以一个地方炮台或炮位的指挥权时，却发现自己被并入了官府的系统。[98]

在中间水平以下的、更为私人化的是真正的团练。尽管在战前很久他们已可能作为一种骨干组织而存在[99]，但是直至禁烟运动，他们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当时，一部分绅士被委登记本地人口以保卫地方、反对“汉奸”[100]。1841年3月，当大批人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拥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绅士协助维持秩序，注意情况。[101]实际上，有许多地方绅士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绅士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行动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800名志愿者。[102]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