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6/17页）

总之，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二者成反比。绅士经常企图攫取地方权力，而官府也同样总是加强集权，使离心力量“封建化”。

绅士对官府的跷跷板模式，是太绝对、太夸张了。事实上，事物从不是这样明确、固定的。地方官同当地显要们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显要又往往通过宗族而同被认为受他们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相联。按照汉学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定义，绅士是取得了功名的人，他们的资格是由政府认可的，他们的领袖才能则是“获得的”。既然地位与权势息息相关，财富就必然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接受孔学的某些理论——它们主张缓和对个人利益的严酷束缚，使教化得以推行。这里仍然是必须予以维护的力量平衡问题。如果使这种平衡过于偏向非官方的一边，那么将会破坏中央国家的力量。在早期，这只会导致新王朝的出现，导致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在十九世纪，由于西方势力对儒家学说及官员们的侵蚀，这就意味着国家本身分解为地区的和区域的单位。对于广东来说，这种分解并非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而是始于鸦片战争。

当禁止吸食鸦片时，广东地区的力量平衡首次发生变化。唐朝以来，中国一直用鸦片做药材。17世纪早期，则专门用作麻醉药。直到1733年哈斯丁孟买议会（Hasting's Bengal Council）创立了鸦片专卖权，在印度、中国、英国建立了赚钱的三角贸易，从那时起，鸦片贸易才真正开始兴旺起来。到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运入广州。1831年，16500箱。1838年，每年40000箱。1729年，帝国政府曾禁止吸食鸦片，但禁令未被重视，以致1796年、1800年又再次颁布谕旨，最后禁止鸦片进口。周期性地逮捕人，周期性地发出警告，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直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道光充满了改革的热情，并为鸦片贸易的飞速发展所震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67]

道光对律令实施不力十分恼怒。他首先采取各地方自负责任的办法。任何官员，只要在他的辖区内有鸦片，都将视情节不同处以各类罚俸。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归于失败。[68]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个熟悉广东问题的老手[73]，1836年5月17日上奏皇帝，小心地提出禁烟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蒂，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外流吗？那么，把伦理道德撇开，为什么不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只许以物易物呢？[74]

皇帝同意考虑这一建议，要求广东的高级官员上奏发表意见。7月，行商们热烈地支持许的建议。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谨慎地表示禁烟是不可行的。“例禁愈严，走私者伎俩愈巧”。代替禁烟的应是建立鸦片的专卖制度。在物物交换中得到的鸦片，应与其他商品一样上税，想贩卖鸦片的人必须从“户部”即海关监督处得到证书。[75]

就同广州的利益有关的角度说，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粤海关所得的搜刮份额将会更多，公行将会获得一笔很赚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它将减少广东的腐化现象。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论点：如果朝廷坚持严厉方针，这很可能行不通，而不合法的利益反会不断增加。

下一个月，1836年10月，道德主义者们回答了。有三个高级官员上奏。

朱嶟，礼部侍郎，他坦率地陈述，违反禁令不能成为取消禁令的理由。鸦片是罪恶，是“一种泛滥的毒药”，将毁坏“人民的道德与灵魂”[76]。

袁玉麟，江南道监察御史，警告说，如果鸦片合法化，那么人人都会吸食。现有的法律应当严格地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是许球，兵科给事中，他认为，代替鸦片合法化的唯一办法，不是贸易管理，也不是将内地种植者加以登记，而是对鸦片商，不论中外，都加以严厉的惩处。[77]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为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质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形态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商业利益的猜疑，重大的解决与有力的技术，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不消说，道光是站在道德主义者一边的。1836年底，他谕令邓总督“逮捕那些贩卖鸦片的内奸，那些从中安排交易的行商，那些运送鸦片的船户，那些接受贿赂的水师官兵”[78]。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建议作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决定：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79]就是这个建议促使道光向各地督抚征询意见。林则徐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和他在湖广禁止鸦片的成绩），引起了道光的注意。这一建议导致了林则徐被任为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受命禁止鸦片的吸食与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