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7/9页）

法：殿下，您真的没有变成共产党人？

西：没有！小姐，没有！我向您发誓，并重申：我的信念没有改变。我还应该告诉您，没有任何人企图让我改变信念，在北京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中国人从未冒昧地对我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或让我去阅读某本书。我不是共产党人，但也不是反共分子，我不怕共产党。我认为既然人民需要成为共产党，那么他有权利成为这样的人。要是这有助于国家的独立，那他有双倍的权利成为共产党人。我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个独立的国家，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等国也不是独立的国家。但罗马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是独立的国家。为什么柬埔寨就不应该成为像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呢？我一度认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是越共游击队、北越人和中国人的仆从，甚至是俄国人的仆从。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从，而且俄国人憎恶他们至少可以同我憎恶俄国人相比拟。我发现他们也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做了有益的工作，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站到他们一边呢？小姐，我现在不是在向共产党人作自我批评：“这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好，请宽恕。”我只不过是承认自己犯有错误。

法：殿下，要是您再次估计错了呢？您能肯定红色高棉游击队爱您就像您爱他们一样吗？

西：小姐，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咳！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咳！我十分清楚，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是因为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樱桃核那样吐掉。小姐……在这里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最可怕的敌人，而且他使我产生反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的同一敌人而战斗吗？要是我的一切都受个人和个人好恶的支配，那么我成了什么样的爱国者？要是我拒不对崇敬我的农民说：“你们跟着红色高棉游击队走吧！”那么我成了什么样的柬埔寨人？小姐，我对共产党人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家伙。但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我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中国人以无穷的智慧告诫我必须善于分清主要的敌人和次要的敌人。对中国来说，主要敌人是苏联，次要敌人是美国。因此它必须先顾及苏联的事，然后再顾及美国的事。而对我来说，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法西斯主义，次要敌人是共产党人。结论是：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敌人。明白了吗？

法：殿下，明白了。

西：现在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您吧：我知道美国人和朗诺被打败后，我将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并被击败，但是这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有人告诫我说：“西哈努克，你得注意共产党人呀。”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可能理解。”我不要以菲律宾、台湾、南越和韩国为样板的柬埔寨，也不要像日本那样出口照相机的国家。我要一个受人尊敬的柬埔寨，像中国那样的柬埔寨。如果这会使它变得过分严厉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如果我过去用电影和歌曲播下的欢乐种子会在柬埔寨被夺走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有人对我说：“这里有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的问题呀！”说得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解决办法在哪里呢？哪里也没有。让我们用逻辑来进行推理吧，即便有另外的某个解决办法，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会放弃政权。30年前的欧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人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结束后，他们让第三种力量上台执政，因为欧洲共产党人没有军队。但是柬埔寨共产党人却有军队。像越南一样，柬埔寨也不存在第三种力量——一种可取代的力量，它连西哈努克主义也没有，只有西哈努克其人。他一旦被推翻，唯一剩下的力量是他们。我是个悲剧人物。小姐，从外表上看，我是个快乐的人，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我代表着所有那些被紧夹在两个营垒之间，迫不得已在仅有的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法：您疯狂地爱着这个虽然属于您，但毕竟给您带来不少痛苦的国家。您的这种感情来自哪里？

西：来自我的母亲。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在一旁指导，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从来没有脱离过母亲的影响，相信以后也不会脱离她。我从来不钦佩我的父亲，而始终钦佩着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受过父亲的影响，而始终受着母亲的影响。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可怕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她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法国人在把我推上王位时，以为可以把我像木偶那样任意摆布。她说：“在法国或其他强国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咳！我就是在这种“耻辱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譬如，必须签署禁止我的人民使用国货的法令。冬天，我们需要被子，法国人却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这些被子都到北越人那里去了。”又如，必须接受在1月1日庆祝元旦。而对我们来说，4月13日才是元旦。为什么我们非得在1月1日庆祝元旦不可呢？又如，必须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字母是不同的……唯有我的母亲敢于同法国的强权相抗衡。我把一切都归功于她。归根到底，连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归功于她。她相信星占学家，所以在我出生时，星占学家说我不应该留在王宫内，否则会有生命之虞时，她把我送到她祖母居住的乡下。她的祖母把我寄居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我在乡村中与农民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只是为了上学，我才离开了那个村庄。与此同时，她又说服了我父亲，把我送进一个平民学校，而不送进贵族学校。后来，我父亲同意了她的意见，把我送进西贡的一个法国中学。学校里有许多激进的青年谈论国际社会主义。您瞧……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历史应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