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8/22页）
为了对付这些不断的反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同伴和组织中寻求安慰。德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莱奥· 贝克在1933年4月13日的犹太社区聚会中宣布：“德国犹太人的千年历史结束了。”他认识到，剩下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抢救在这种境遇下一个人所能够做的，但是这要求德国的犹太人必须超越自己的异见，在共同的组织里发现力量。从1933年春季开始，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试图建立一个穹顶，让所有的犹太人在其下联合起来。这就是“救济和复兴中央委员会”，它成立于1933年4月，包括了这样一些主要的犹太组织：中央协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普鲁士犹太社区协会、柏林犹太社区、犹太联盟。委员会主席是莱奥· 贝克，但是委员会的方向和能量是由更年轻的人提供的，包括马克斯· 克鲁伊兹伯格、所罗门· 阿德勒—鲁德尔、弗里德里希· 布罗德尼茨、保罗· 埃普施泰因。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都是重要的成员，但在无常和危险的环境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长久的成员。克鲁伊兹伯格在1935年移居巴勒斯坦，阿德勒—鲁德尔在1936年被德国驱逐，布罗德尼茨1937年移居美国，埃普施泰因1943年被害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给予德国犹太人社会和经济需要以援助，尤其是针对失业的犹太人，诸如被《专业公务员恢复法》几乎突然贫民化的专业人士。除了经济上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也提供各类法律的支持，试图在法庭上扭转“非法的辞退”，但这是一个徒劳的程序，因为犹太人领导层痛苦地发现它不再是与一个合法的而是在与一个犯罪的国家交涉。由于德国的犹太人被越来越多地排斥在现存的，包括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医疗利益的福利机构之外，因此，后来整合到甚至更大的保护伞“德国犹太人国家协会”之中的中央委员会被迫承接了大力神才能承担的任务，去帮助在德国受到围攻的犹太人。在这一任务中，它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因为各种海外犹太组织——诸如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英国中央基金——慷慨地作出了贡献。
除了组织自己谋求经济生存之外，犹太人也试图形成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十分明显的是，犹太人不能再上德国的公立学校，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组建他们自己的犹太学校，这是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缺乏财政资源；找到合格的教师十分困难；在一个敌意的国家作为人质的犹太人，面对着一直存在的不稳定性。正如库尔特和爱丽丝· 贝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阴郁的画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它就是，这些犹太学校至少是真正犹太性的，它鼓励用希伯来语教学，聚焦于它们自己的、许多已经被德国文化取代的传统。犹太学校在数年间被允许运营，成为了德国仅存的理性的教育孤岛。根据贝格尔的观点，它们也成为了进步教育的唯一监护人。在纳粹迫害的冲击下，犹太人的自我意识令人惊讶地再次生机勃勃，实际上它间接地受到了纳粹的鼓励，因为纳粹分子的种族政策不允许他们整合犹太人的机构，这样纳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允许犹太人培育他们自己的传统，要么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直到1938年，纳粹才乐意允许犹太人获得边缘的经济生计，正如约瑟夫· 戈培尔在1934年5月10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条件是犹太人把他们与德国人隔绝开来，毫无声息、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在新的种族秩序中的次要地位。但是，十分明显的是，这样虚假的声明对德国的犹太人没有提供任何安全，因为在纳粹欺骗性的保证背后是勒索和威胁无时不在的现实。因此，在犹太学校的教育行为中，它们强调的是在德国以外的未来。年轻人和老人必须根据更为实际的思路，在市场的技能和职业方面得到训练和再教育。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为了让年轻人准备移民巴勒斯坦，开设了农业培训农庄。到1933年末，超过600名学生，包括较年长的人，接受着职业教育；1300人生活在农业教学农庄。
犹太人也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德国犹太人文化协会成立于1933年春季，它有着双重使命：一是给失业的犹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提供工作，二是促进犹太文化事业。在医生和艺术家库尔特· 辛格、年轻的指挥家库尔特· 鲍曼、音乐批评家尤里乌斯· 巴伯的领导下，文化协会吸引了一些一流的天才，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各类文化产品，用于音乐会演奏、戏剧表演、诗歌朗读、演讲和艺术展览。
许多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的行动也以自发、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些特别的盛大集会被个人或者专业团体组织起来，为失业的医生或者律师筹集资金。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建立的犹太艺术家救济团体，在私人居所和餐馆里除了为贫穷的艺术家提供施食，还组织讲座和艺术表演。微型的犹太贷款协会提供金融帮助，给工匠和商人小额的免息贷款。银行家马克斯· 沃伯格一直积极地投入到无可匹敌的“德国犹太人援助协会”的慈善工作当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德国的犹太人移民海外。援助协会提供各种移民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来自海外的消息、专业的咨询、行政的手续、经济的支持。作为一位重要的银行家，他是皇帝的朋友，是汉堡未加冕的金融业国王，是不久成为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希尔马· 沙赫特的朋友，他依然相信他这个阶层的人是特殊的，可以免于纳粹的迫害。但是，当M.M.沃伯格公司不断失去客户，并被许多保险辛迪加所驱逐的时候，被越来越多以前的同事和商业伙伴所躲避的公司的缔造者沃伯格，突然在纳粹德国这个噩梦中醒来。面对纳粹正在计划掌握犹太银行的情报，面对每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持续侵犯，面对他为了将犹太人的财产便易地转移到巴勒斯坦正在与之谈判的口是心非的纳粹官僚，沃伯格发誓要尽可能地抢救他自己的和许多犹太同胞的财富。另外，1933年6月，沃伯格也切身地感受到他自己的生命也悬于一线，他八十岁的伯父莫里茨· 奥本海默以及他的伯母自杀，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纳粹德国没有未来。
对于马克斯· 沃伯格和许多其他富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在纳粹统治的早期抢救他们的财产，移居海外依然是可能的。尽管法律限制资金从德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转移专家通常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客户抢救他们的金融资产。当犹太人的资产似乎是专门用于移民目的的时候，纳粹官员依然准备在现存的法律中弹性地加以处置。1933年9月，经济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银行达成一个转移协议，据此，犹太移民或者投资者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将资本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互利互惠的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增加他们的出口；对于犹太人来说则是抢救他们相当数量的财产，并移居国外。尽管各种海外犹太人团体对这一协议表示相当大的反对，包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因为协议对纳粹有利，那时国外对纳粹的联合抵制正被组织起来——但是转移协议使得大约5.2万德国犹太人特别轻易地移民巴勒斯坦。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存放到留在德国的冻结账户上。无论何时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的时候，它必须先支付50％的外汇，剩下的50％从已经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冻结账户中扣除。当这些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从巴勒斯坦转移信托公司收到在德国冻结账户的一半资金，这家公司用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注册。在这一协议的德国一方，是两家私人银行（沃伯格和瓦塞尔曼）帮助的巴勒斯坦托管办公室，它负责监管这一转移协议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