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11/25页）

使用这些残酷言辞的党卫队武装分子犯了自信期望的错误。这个期望认为，世界不会相信难以置信的东西，或者杀戮者的谎言会得到比幸存者诚实的证词更多的信任。杀戮者们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恐怖的，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谈论他们杀戮了多少人——500万或600万——而是更多地谈论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犯下如此难以言表的罪行。另外，历史学家依然在追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大屠杀，有多少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实际上知道正在以如此巨大规模犯下的种族灭绝。

犯罪者：普通的德国人？

因为大屠杀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科层体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遥控的科层体制的杀戮者和现场的或者灭绝营的专业杀戮者区分开来，是一件有用的工作。前者制定计划，并监控种族灭绝；后者射杀犹太人，或者在毒气室里消灭他们。种族灭绝自身可能被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所驱动，但是个体的杀戮者并非必然被统一的、内在一致的犹太恐惧症的参照系所驱动。记得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何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加以区分的原因所在。这些类型包括：疯狂的犹太恐惧症患者、没有是非的权术者、野心家、墨守成规的人、道德上的懦夫或者施虐狂。但是，可能无疑的是，激发这一犯罪行为自身的知识参照系首先是精神的失常，它是纳粹领导层思想的特性所在；特别是给希特勒的心态提供能量的仇恨。

人们经常在问：是什么类型的人能够犯下如此罪行？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焦点必须放在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之上，因为杀戮得到了让暴力和毁灭得到美化的死亡文化的支持。同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不应该诱惑我们把一个被许多人误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认定为主要的因素，即十足而纯粹的施虐狂是大屠杀的动机。证据表明，只有很小百分比的犯罪者实际上是施虐狂的杀戮者。甚至在冷静而有效地调度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的纳粹医生当中，从临床的意义上来说也很少是施虐狂。正如奥斯威辛一位幸存的医生埃拉· 林根斯—莱纳所认为的那样：“这里几乎没有施虐狂。在临床的意义上来看，不到5％或10％是病态的罪犯。其余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知道对错的差别所在。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大多数集中营的指挥官以及他们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有处于施虐的动机从事杀戮，在他们监督的恐怖之屋之外过着“正常的”生活。注真相是：集中营的看守和他们的同事经常是从社会的渣滓中招募的，因此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人们总是期待有相当数量的施虐狂的精神病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露出来。这些男女构成了尤金· 科贡所称的纳粹体制的“消极精英”。但是，在这些消极精英当中，施虐狂的数量不会超过10％。在许多施虐狂堕落的案例里，区分用取乐堕落和用“减轻罪感”堕落并非总是可能的。前者是对残酷纯粹的快乐，后者是逃避罪恶的工具。

假如施虐狂在种族灭绝中发挥着微小的作用，焦点就必须转变到德国社会更大的文化模式上，它们提供了动机和制度机制，使国家授权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成为可能。犯罪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戮，因为他们信仰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共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把犹太人设想为德国人生活和文化上的恶性肿瘤。这个集团由真正的信仰者构成，他们欺骗自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灭绝是一种形式的民族救赎。就是这种形式的意识构成了纳粹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特征，并提供了给种族灭绝机器增添燃料的能源。然而，这里还有许多自觉自愿的其他犯罪者，因为他们适应了没有疑问服从命令的文化。这里还有一些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职业或者经济境遇有利。经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犯罪者的动机。

通常存在两种杀戮者：一是那些从他们的办公桌来管理毁灭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的人（诸如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艾希曼这样的“办公桌杀戮者”）；二是那些完成实际行刑或者毒气杀人的人（霍斯、维尔特、门格勒、特别行动队的成员、集中营的看守）。这里依然几乎没有施虐狂。像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人都视自己为正派的人，为了崇高的事业正在从事重要的工作。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对党卫队领导人进行了臭名昭著的演讲。在其中他把杀戮者奉为名人，因为他们具有力量和勇气承担了令人震惊的工作安排。这个演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自欺的思想态度。希姆莱对那些垒起一座座尸体之山、同时依然保持正派的同事大加赞美：“坚持到底——除了由于人类虚弱造成的少数例外——保持正派，这就是让我们坚强的东西。这是我们历史中光荣的一页，它从未被书写过，也不可能被书写。”

假如它如此光荣但不可能被书写，那么种族灭绝的设计师就含蓄地承认，因为这一行为蔑视文明存在的所有规则，因此它是极不光彩的，从而必须被永远地掩盖起来。当然，对光荣或者正派的提及是防卫机制，依靠这一机制，杀戮者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并和这一行为保持距离，以致它不会打破他们情感上的平衡。艾希曼在这种自我正当化的策略上堪称大师。艾希曼曾经告诉一位同事，由于知道他在杀戮数百万犹太人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感到非常满足，他将大笑着跳入坟墓。尽管他是残暴的犹太人仇恨者，但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中编造了完全不同的面具。他再三地重复自己是纳粹科层体制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执行与犹太人移民和遣送的相关工作。他在耶路撒冷假装的极其无知误导了汉娜· 阿伦特，她认为他的行为是“平庸的恶”。这一无辜实际上是自我欺骗和蓄意说谎的结合。艾希曼完全在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中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愚蠢的；但他也是一个精明和狡猾的说谎者。他出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杀人，同时像狗一样地把自己奉献给职业和权威。艾希曼以最恶劣的方式代表了不真实的、渺小的德国人。他按照浅薄的意识形态行事，因为他被告知要信仰它，并被命令没有异议地实现这一意识形态。

当后来面对他的控告人的时候，艾希曼和许多类似他的人都试图采用对他们有利的不真实的东西。他把自己描绘成没有自己观点，只是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的人。他甚至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用谎言找借口。艾希曼和他的同类已经把这一借口完善成了一种精细艺术。当无知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艾希曼就展示自己是“机器上的齿轮”，接着是以“命令就是命令”为自己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