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13/25页）
在德国的科层体制中有数以千计的拉德马赫，在每个机构当中都能发现他们。这些人将职业生涯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考量之上，他们很快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种族国家，并急切地试图通过承担任何任务证明他们的价值，而不管它是如何不道德。极少数人显示了良心的悔恨，但多数人没有。为何他们会这样呢？这些人在执行命令中长大，以小心翼翼地对细节的关注完成他们的职责，同时不允许对更重要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因此这些人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德基础。他们是现代官僚文化中空洞而不真实的人，他们和今天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们按照大规模毁灭计划劳作，无心去询问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的一生和职业生涯奉献给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突变体，与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无异，也许更坏，因为这些小齿轮合成了致命的集体机器。
权力的官僚技术人员可以采用他们远离犯罪，为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辜于任何错误行为作辩护。那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人要么把自己一分为二，要么躲闪到各种合理化的背后，比如“我只是在从事我的工作”，“我只是服从我的命令”，“假如我不服从，我也会被射杀”，或者“其他人更可恶”。那些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的人——毒气杀人专家、特别行动队的杀手、集中营的全体人员、残忍的医生——又怎么样呢？
为了试图理解这些大规模杀戮的技术人员。罗伯特· J.利夫顿关注于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理，它被称为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这涉及一个过程，据此一个人被分为两个功能整体，以至于一个是冷血杀手，一个是好医生、好丈夫，或者尽职的雇员，它们可以分离地在各自合适的领域发挥作用。基于自主和关联基础上的某种辩证逻辑调节着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威辛的自我必须自主地在其残忍性中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同时一种关联必须和前一个自我保持联系，因为杀戮者必须看到自己是一位正派的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同事。种族灭绝的杀戮者在这一境遇中每天工作。在其中，对于奥斯威辛的自我来说，成为依然留存的文明自我的篡位者和替代者并不是非同寻常。正如艾希曼所言，为了维持正常人的幻觉，一个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没有成为一个肮脏的杂种”，残忍的自我假装处于生死的斗争中，并且把杀戮作为自卫、生存，甚至民族自我净化的方法合理化。将良知转化为奥斯威辛的自我可以避免内疚，它将杀戮作为自卫或者种族治疗合理化了。
人们多次发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合理化，与黑手党或恐怖主义组织相关联。通过合理化，这些行为和合理化如影随形。利夫顿指出，双重人格（而非性格混乱）是一种选择，它可能被带进犯罪境遇或者被生活方式所激发。人们可能延伸这一点，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一刻选择双重人格作为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不让自己听到更高的道德意识的声音。换句话说，双重人格不仅在犯罪背景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任何希望它的成员内化侵略、贪婪、竞争、无道德的专长等道德标准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在所有的现代社团当中，并非都需要陷入犯罪的境遇。所有要求它成员的东西，是他们能内化社团的价值观，把爱和同情留在家里。
大规模杀戮的伦理观被内化为民族净化的救赎行动。这一内化在医学专业特别强烈。卷入种族灭绝之中的纳粹医学专家，将杀戮作为一个治疗过程合理化。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德国的生存，另一个群体必须死亡。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这个妄想的体制中，这个观点对那些相信它的人产生完美的感觉。另外，这一妄想的体制在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犹太恐惧症、伪科学等各种德国传统中都有深根。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运用了一种倾向于反复出现死亡、启示录的历史景象的文化；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文化抓住了死亡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集中营的医生比大多数其他纳粹分子更能代表死亡和治疗综合征的范例。他们相信依靠杀戮他们实际上在治疗，就像中世纪焚烧异教徒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一位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医生曾经询问纳粹医生弗里茨· 克莱因博士，他是如何能够将残忍的行为和他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调和。克莱因博士的回答是：“当然，我是一名医生，需要维护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我将从患病的身体中取出腐烂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中腐败的阑尾。”许多党卫队医生在死亡集中营是选人的官员，他们决定谁死谁生，或者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实施可怕的医学实验。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的、提高德国民众生物学质量的种族精英的先锋。由于他们已经被灌输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或斯拉夫人是劣等人的思想，因此在各种医学实验中把这些人当作豚鼠来使用时，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是比老鼠还便宜的、最便宜的实验动物。
并非所有的这些实验都被用于提高德国人民的种族质量，许多实验是在战时的条件下挽救德国人的生命。例如，西格蒙德· 拉舍尔博士和他的团队用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在达豪进行冷冻实验，脱去他们的衣物，让他们裸露，或者身着飞行服，放入冰冷的坦克里，观察他们的身体是如何抵抗寒冷，寻找复苏接近冻僵身体的方法。医生们仔细地记录这些囚犯反应的每个细节，包括他们口吐泡沫，痛苦痉挛，临死前呻吟，进入半意识状态。这些降低体温的实验得到了希姆莱和军队的赞助，以努力发现更好的办法处理暴露在极寒条件下的状况。拉舍尔和他的同事还为德国空军进行了高空飞行的人类反应实验。囚犯们被投入降压舱里，被暴露在极度压力或者真空的环境中。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尖叫或者痉挛的时候，这些医生毫无表情地观察他们是如何反应的，直到他们的肺破裂。拉舍尔只是许多医学实验者中的一个。他与基尔大学的两位教授霍尔茨罗勒博士和芬克博士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份很长的研究报告——《对人类的冷冻实验》，1941年10月在纽伦堡的医学会议上，他们与数以百计的同事分享了这一报告。
其他实验涉及使用“劣等”吉卜赛人。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吉卜赛人被强迫饮用海水，被毒药弹射击，被注射传染性黄疸。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被坏疽伤口所折磨。波兰的女性囚犯被笑话地称为“兔子女孩”，被用于骨头嫁接。最广泛的实验之一涉及绝育。莫达斯博士主持的一个研究是注射或者管理贝母汁液的剂量；另一个是X光射线绝育。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绝育和阉割的屠杀是在奥斯威辛的第十区，数以百计的人类豚鼠被卡尔· 克劳贝格博士注射了各种腐蚀剂，他是生育能力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制剂今天依然在被使用。安乐死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霍斯特· 舒曼博士，他试图在奥斯威辛创造一种流水装配线的方法来绝育数以百计的人，这个方法非常快捷，并且似乎也是无害的：囚犯们被告知在一个柜台上填写一张表格，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隐藏的X射线机发出辐射。用这样的方法，舒曼希望一天能够绝育4000人。致残和过量用药是通常的办法，它们引发急剧的膨胀和生殖器的退化。这些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和将要收获的巨大收益相比是苍白的：“在德国囚禁的300万布尔什维克分子可能被绝育，以致他们只可用于工作而不能繁殖，仅仅想到这一点就打开了最为深远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