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九（第8/17页）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录为十卷。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僚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子，是岁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天，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有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妊，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尝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则物皆可致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难聚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以上述《集古录目》之意

或讥余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以上书目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以上五代时著作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以上仕宋后奏议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以上太宗、真宗时再进再绌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叙奏议，在太宗时不言财利，在真宗时不言符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