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六（第11/16页）

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今又废，则于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叹哉！

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以谓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圣之号，以褒崇之。讲正其礼，下于州县，而吏或不能谕上意。凡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者，谓之不急。非师古好学者，莫肯尽心焉。谷城令狄君栗，为其邑未逾时，修文宣王庙，易于县之左，大其正位：为学舍于其旁，藏九经书，率其邑之子弟兴于学。然后考制度，为俎豆笾篚樽爵簠簋凡若干，以与其邑人行事。谷城县政久废，狄君居之，期月称治。又能载国典，修礼兴学，急其有司所不责者，然惟恐不及，可谓有志之士矣！

欧阳修／岘山亭记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为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

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廓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求其详者，皆不复道也。

欧阳修／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曾巩／宜黄县学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

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四字，似当作“固然无疑”。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废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