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六（第12/16页）

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巩／筠州学记

周衰，先王之迹息。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搢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夺。

以上汉之学者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悖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以上今之学者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得不笃于自修，至于渐摩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以上言汉、宋虽异，贵有化导之方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息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

以上筠州立学请记

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曾巩／徐孺子祠堂记

汉元兴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厉，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没，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余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

以上言党锢诸公之贤

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

以上言孺子与党锢诸公事异而志同

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以上言孺子之进退惟其时

孺子姓徐，名稚。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迳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茆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

以上叙修葺祠堂

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胜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视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以上长渠之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堕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