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5/25页）

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

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

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	人数	百分比
直隶	95	25％
山东	93	25％
河南	87	23％
山西	81	22％
陕西	8	2％
浙江	4	1％
江南	2	1％
福建	1	1％
湖广	1	1％
辽东	1	1％
总计	373	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

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

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

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

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