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第10/19页）

《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

《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

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

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

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

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

《南明史料》，第380页。​

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

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

《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

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

同上。​

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

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

《南明史料》，第375—376页。​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

《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

谈迁：《北游录》，第391页。​

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

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

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