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6/7页）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35]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36]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37]《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