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7/7页）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39]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