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15/20页）

阿拔斯王朝试图依赖奴隶军作战因此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它通过延揽骑马的突厥民族为哈里发王朝所用而恢复了权位，但它倚重游牧民族的战士，尽管仍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权威，但无意中放弃了管辖权，因此使伊斯兰的领导层与它的阿拉伯根基永远分隔开来。阿拔斯王朝继续在名义上掌握着统治权，其间一位励精图治的哈里发纳绥尔（al-Nasir，1180—1225年）甚至似乎有希望能恢复王朝昔日的辉煌。然而，大错已经铸成。招募的奴隶兵傲慢自大、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但他们是异族人；他们后来不再愿意继续对主人唯命是从，于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成了帝国的主人，而且非常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维持了哈里发的尊严，但把实权尽收于己。

塞尔柱人的力量在12世纪末期开始走下坡路，但其他异族穆斯林沿着塞尔柱人开辟的道路前仆后继。在东面，塞尔柱人占领的土地落入了伽兹尼王朝和新出大草原的另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的手中。在西面，来自伊朗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萨拉丁（Salahel-Din）在抗击十字军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成为护卫哈里发辖地的名将。我们前面看到，曼齐刻尔克一役把拜占庭的军队赶出了亚洲，吓得米海尔七世皇帝惊慌失措，顾不得基督教里东正教一支和拉丁一支之间长达几世纪的分裂不和，竟然向教皇求援。他的呼救石沉大海很久后终于产生了结果。1099年，由来自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许多其他西方地区的基督教骑士组成的一支军队兵临耶路撒冷，攻陷了这座城市，在圣地巴勒斯坦建立了桥头堡。十字军打算据此落脚点发动战争，把原属基督教的东方从伊斯兰手中重新夺回来。随后，十字军王国和穆斯林军队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间各有占上风的时候。1171年，萨拉丁受命指挥在埃及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下，战局开始向着绝对有利于穆斯林一边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8年里，尽管十字军多次企图扭转战局，但仍然节节败退，战至几乎无立足之地。萨拉丁发起的大反攻一路奏凯，穆斯林一方赢得最后的胜利似已成定局。然而，伊斯兰注意的方向错了。历代哈里发一心要解决西边的边界问题，却忽视了东边的安全。在东边，13世纪初期，大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原本未得到注意的新威胁。1220—1221年，中亚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一个奇怪的骑马民族的手中；1243年，现代属于土耳其的地方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征服者不是穆斯林，打起仗来对敌人的凶残令人胆战心惊。1258年，他们攻入巴格达，杀害了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斯台绥姆（al-Muzt’asim）。这些征服者是蒙古人。

蒙古人

在蒙古人之前，多个马背上的民族都曾入侵过文明世界，但蒙古人征服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无人能及，个中原因难以说清。无论如何，蒙古人确实超过了所有其他的骑马民族；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上他们那样驰骋万里，转战南北，征服统治了如此广阔的地域。1190年，后称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开始统一蒙古的各个部落，自那时开始，到1258年他的孙子攻陷巴格达，蒙古人的铁骑席卷整个中国北部和西藏地区、朝鲜、中亚、波斯的花剌子模、高加索地区、突厥的安纳托利亚和俄罗斯的各个大公国，并袭扰印度北部；1237—1241年，他们挥师波兰、匈牙利、东普鲁士和波希米亚，还向维也纳和威尼斯派遣了侦察部队。只是因成吉思汗的儿子兼继任者去世，死讯传来后，蒙古军队才撤离欧洲。在成吉思汗后来的继承人手下，蒙古人的地盘进一步扩大，囊括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元朝一直维持到14世纪末；他们还控制了缅甸和越南的部分土地，企图入侵日本和爪哇，但没有成功。他们也继续插手印度，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布尔于1526年在那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获得的印度女皇的称号即直接来自350年前蒙古人的帝国，也归根结底来自于成吉思汗的野心；1211年，在他首次离开大草原进行征战的前夕，他在帅帐中卜测了天意后出帐对众人宣布：“上天答应我得胜。”

然而，蒙古人的锋芒所向先是中国，不是印度，因为他们就住在中国的边上。自从中国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秦朝实现统一之后，历代王朝就一直不胜黄河以北各族胡人的袭扰，甚至有时被他们夺得大统。为抵外侮，历朝历代建立起一套双重的制度。首先建造长城以为华夷之隔，并借边民之力防卫关内的土地；长城成形于秦朝，后又多次重建、改建和扩建，边民通过与中国的商人、官员和兵士的接触不可避免地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汉化影响，朝廷也经常奖赏他们的效力，如给他们提供保护或补贴，或赏赐土地（有时是长城以内的土地）。万一这条主要防线被突破，第二重防卫就是依靠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逐渐吸引同化侵略者。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一系列假设都认定中华制度和文化高级优秀，为蛮族所深为仰慕；从未设想过蛮族也许不需要中华文化”。

1000多年来，这一政策行之有效。中国虽然多次遭到侵略，甚至有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是它从未完全受过异族的统治；成功夺得权力的外族人也确实总是通过文化上的同化和通婚而被吸收入中华文明。大乱经常继以大治，中央政权会重新建立。统治隋朝（581—617年）和它之后的唐朝（618—907年）的贵族阶级其实是胡人，他们的祖先是自大草原而来，从公元3—5世纪造成中国分裂

的突厥侵略者。但是，这两个朝代不仅加长加固了长城，而且还修建了浩大的公共工程，包括把黄河和长江水系的河流连接起来的大运河。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切的执行并没有导致政权的军事化，这与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马先是发生了军队的野蛮化，后来整个政体都沦为靠剑维持的武士王国。

虽然中国的宫廷和贵族尊重武艺和骑术，但是他们没有把军事领导能力和行政能力混为一谈。隋唐两朝期间，孙子首倡的渐进性军事战略开始扎根。孙子的理论建立在中国已有的一套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接受。《孙子兵法》强调慎战、避险、不战而屈人之兵、以逸待劳（20世纪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战略使战略家注意到了孙子的理论，也认识到所有这些概念都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背道而驰），帮助中国人把军事和政治理论结合为一个智力上有机的整体。无论如何，渐进对隋朝和唐朝早期的中国军队都最为合适；当时实行府兵制，边境上还派驻非汉族但已经汉化的戍边部队加强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