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6/12页）

没有哪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万分，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夺取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抗礼，以便“脱祸固宠”。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刘瑾又在皇帝面前为自己打广告：“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

鬼迷了心窍的明武宗并不认为刘瑾是在吹牛，反而认为刘瑾是个有胆识的人，越发信任他。此时明武宗朱厚照长年居住于豹房，豹房成了一座离内廷最近的别宫。在这里，皇帝可以摆脱来自帝国臣工的约束。除了上朝和游戏人生之外，朱厚照会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豹房，包括批阅奏章。

在明武宗的庇护之下，“八虎”虽受惊吓，却毫发未伤。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刘瑾。经过“八虎”的公推公选，皇帝最后的民主集中，刘瑾成了帝国第二代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在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惊天逆转。朝臣们原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这帮宦官。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夺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明哲保身。他们纷纷向皇帝提请辞职，以避其锋芒。这样一来，刘瑾刚好可以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逼迫这帮“倒虎派”官员致仕（退休），退出这场权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派运动”以失败收场。

当天，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任。内阁只剩下了一个李东阳。随后，刘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书焦芳进入内阁。而文官们担心内阁为刘瑾所控制，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

经此一役，大太监刘瑾一跃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操盘手；经此一役，朝臣们也心灰意冷。皇帝宁愿与他们这帮文官翻脸无情，也不愿意与宦官决裂；宁愿与那帮宦官逍遥快活，也不愿意听他们这些文官的忠直劝谏。

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已经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刘瑾开始实施他的“权力清盘”计划。他将户部尚书韩文、户部郎中陈仁，还有李梦阳等反对派人士全部清理出了中央朝廷。

为了架空皇帝，夯实自己手中的权力。刘瑾在这里使的是“迷龙术”，即让皇帝沉迷玩乐，无所作为。

“迷龙术”可以说是太监专权的不二法门，这套理论的创建者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大太监仇士良。仇士良专政期间，杀害二王、一妃、四宰相，可以说是坏事做绝。这样一个人，却是权力场上的常青树，尽享皇恩厚礼。他在晚年向其他太监传授秘诀时说：“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让他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得靠太监，这样一来，宠信和权柄就飞不走了。”（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刘瑾尽得前辈“迷龙术”的精髓。他领着皇帝沉迷玩乐，然后又在皇帝玩兴正浓时递上一沓奏章让他批阅，搞得小皇帝极为不爽，冲着刘瑾吼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刘瑾只好打着替皇帝分忧的旗号，顺势将批阅奏章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在不自觉中就成了皇权代理人。他掌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53位朝臣列为“奸党”，清理出中央权力机构。由此，刘瑾步入了自己权力生涯中的巅峰时期。

在畏惧和讨好这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帝国各级官员向皇帝奏事，都要先将章奏送达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经常将奏章带回私人居所，与同党商量着批阅。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刘瑾的执政理念。

刘瑾在权力上的肆意妄为，使得京师流传“两皇帝”之说。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国朝丛记》里将其形容为“站的皇帝”。原因是刘瑾擅权时，群臣上朝面圣，首先要做的就是向东北一揖，因为刘瑾这个“站的皇帝”立在那里。还有同党在背地里称他为“小太祖”。

刘瑾擅权期间于明朝典章制度颇多更张，时人谓其乱制。在刘瑾倒台以后，帝国从上到下来了一场大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对刘瑾所乱之制进行了统计。史料记载，“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由此可以推算，刘瑾的改革措施至少有八十五条，大多集中在人事、财政、军事等方面。

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粗略了解刘瑾在政治上的一些作为。刘瑾是个崇尚严刑峻法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打击政敌不择手段。在其专政期间，争议最大的就是“罚米例”，有人认为这是刘瑾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