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7/12页）

其实“罚米赎罪条例”还真不是刘大太监的专利，从明朝建国起这种赎罪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洪武年间，官员拿到的薪俸都是本色米，罚俸实际上就是罚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定下“罚米赎罪条例”，除死罪外的其他罪行都可以“罚米赎罪”。后来，赎罪制度也可以用于死罪犯。当时规定，犯死罪者可以缴纳一百石大米，送至边疆要塞充作军粮。运送过程中，国家不提供运费及口粮，死罪犯需自备米三十石。只要缴纳了足数的大米，死罪即可豁免。

正德初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刘瑾主持了盘查核实全国各地仓储的运动。客观地说，刘瑾希望通过盘查达到“使边储充实，国库足用”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境下，刘瑾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罚米赎罪”以弥补国家财政亏空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刘瑾来说，盘查仓储有很大的利己成分在里面。同时他还可以借助“罚米例”的手段实现打击朝臣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由此可见“罚米法”并非刘瑾创设，而刘瑾的“罚米例”，其实是对帝国赎罪制度中“罚米赎罪条例”的滥用。

刘瑾当权期间，为了限制其他宦官的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

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厂、西厂和大内行厂（内厂）的头目，基本上都是由司礼监太监充任。当时的“八虎”马永成和谷大用分别掌管东厂和西厂，而他们又与刘瑾产生了矛盾。随着文官集团的败退，宦官集团内部因为权力分肥也出现了分裂。

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刘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厂、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

刘瑾专权只有短短三年多的时间，正史列出的罪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条：一是收受贿赂；二是残害官员。尤其是前者，让他在死了五百年后，还能创造一个世界之最。

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50个世界级“千年最富”排行榜上，大太监刘瑾赫然在列。报纸是这样介绍的：“刘瑾是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他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

应当说，中世纪政府的运作，除了有正式权力的推动，还要有非正式权力的辅助。行贿是非正式权力运行的润滑剂，它在给帝国的权力系统涂抹上一层灰色的同时，也在用这套生存规则推动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政以贿成”并非是走向衰落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它贯穿帝国的始终。那些帝国官员和太监为了能够得到当权者的提拔重用，往往都会采取金钱战术。这也成为刘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刘瑾到底聚集了多少财富呢？《亚洲华尔街日报》所给出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与刘瑾同时代的陈洪谟和郎瑛之，各自著有《继世纪闻》和《七修类稿》两部史稿，都详细记录了刘瑾的家产。这两个作者都是明朝人，而且都不是小角色。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只有36岁，中进士十余年，曾经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退休。

这样一组数字，究竟有多庞大呢？我们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横向比较。

在刘瑾生活的年代，帝国的财政年收入是白银200万两。按照这个数字，刘瑾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七十多年后的张居正通过十年改革为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也不过1250万两。与这个数字比，刘瑾的财富足足是它的25倍。如果按照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刘瑾的个人资产高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地界查勘。就在他办完公差返回京城的途中，他在自己乘坐的船上自杀了。由于事发突然，等到身边的人反应过来，周钥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身亡前没有留一句话，却留下了“赵知府误我”几个字。

刘瑾当权期间，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但凡有京官奉命出差，他都会狠狠地敲上一笔竹杠。对于当时的京官来说，能够出趟公差，就等于获得了一次敛财的机会。刘瑾在这里玩的是权力分肥，既然我给你权力，给你发财的机会，那么我就应该分得利益。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惯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回到地方再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

当时的兵科给事中周钥到淮安出公差，返京也要按规矩向刘瑾送厚礼。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借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可是赵俊突然变卦，这让周钥无计可施。眼看京城将至，周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自杀。

处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位出尔反尔的赵知府被押送京城问罪。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对刘瑾说：“如今人们送给您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又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却越来越重要。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来行贿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抽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官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

就像吴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个过程如果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人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刘瑾也不是生来就如此贪婪。作为一个无家无业的太监，财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又有多少世俗意义呢？那些在权力之路上不断奔波寻找终南捷径的官员，慢慢喂大了刘瑾的胃口。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送刘瑾大额贿款的人是右都御史刘宇。正德元年（1506年）年末，刘宇通过大学士焦芳的引荐搭上了刘瑾这条权力线。刘宇很是大方，出手就送了刘瑾上万两的银子（折合400万元人民币）。这是刘瑾“初通贿”，是他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