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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朝两院对司法权也作出了决定性的妥协，下院明确表示今后绝不会请求这一权利，把自己的职能集中在财政问题监督上，因为根据无文或缺失记录的传统，司法权是属于贤哲会议的，今后自然也应当属于贤哲会议继承者——上院。这一承诺至今仍在生效，英国的司法权之确立并不是以三权分立或其他任何立宪理论建立的，而是不断将各自独立的不同司法体系逐步吸纳入上院历史性权威之治下的长时段流程。在目迷五色的法例程序深处，古老习俗仍然是最后的仲裁者、司法的DNA。

七、约克：绝对主义的革命者

封建自由的黄金时代随着正统贵族之花的凋谢而衰残，蔷薇战争毁灭的不仅是兰开斯特家族（并非无懈可击）的王位要求，也毁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旧贵族，而这一阶级是立宪平衡的主要力量。胜利的约克家族，尤其是爱德华四世，与他的模版路易十一类似，酷爱与伦敦绅商共治，把国会（及其主力贵族）的消失当作王室的重大胜利。14世纪是英法历史的分水岭，以前两国都保存着封建自由的构架，各阶级通过国会参政，往往联手反对国王，彼此都承认对方是王国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托克维尔宣称：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充满了仿佛从英国史摘录下来的片段[75]。路易十一与爱德华四世的绝对君主制政术有相同的目的：将权力收归王室独占，把各阶级（尤其是抵抗力最强的贵族阶级）摧为散沙，使之化约为政权治下被动的工具与国库征收客体。为此，抬高无根基从而更为驯服的平民，贬黜习于桀傲不逊、易于以其传统威望对抗“国家理由”的贵族，是两位雄主共同的选择。伦敦的市民绅商并不比法国的第三等级更能抗拒与王室联手的诱惑，伦敦市的金援是约克家族战胜兰开斯特家族及其北国畋猎贵族的关键所在。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次内战的社会学分野与长期国会时代边界相同而阵营相反；伦敦布尔乔亚是约克王朝绝对君主制的死党；以约克郡为中心的内地封建贵族，扮演了兰开斯特王朝立宪政体与国会权利忠仆的角色，为抵抗其理论上的领主约克公爵而苦斗到灭绝[76]。斯塔布斯博士的统计告诉我们：“约克王朝的前二十五年仅有七次国会，后十三年只召开过一次国会，其中议期最长的也不过二三月，其所议事亦寥寥不足道[77]。”国会政治已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完全可能走上法国三级会议面临的同一道路，沦为王国宪法中的植物。

约克王朝的八次国会为失去贵族领袖的下院议员留下了一幅可悲可怜的画像：第一次及最后一次的议事不过是确定王室年费，此后剩下的只有传统礼仪和媚术竞争，在大乱初定、国无战伐的状态下，无须筹款的国会已经没有其他作为了。到1485年亨利七世重开国会，贵族只剩下二十九个议席，其中还包括若干新封贵族，必须以充分的恭顺报答王上的恩典。国会空位期不断延长，暗示三级会议的命运不远。依赖传统和记忆维系的古老机构，只会因记忆的淡化和死灭而消亡。都铎家族的篡夺对国会植物人是一场绝处逢生的拯救，因为亨利七世及其继承人尽管酷好绝对王权不下于约克诸王，却认为尊重古老的宪法程序更有助于抹去篡逆的阴影，通过划定选区、操纵选举产生稳固的尊王多数派，比无国会统治更有利于王权。终都铎之世，这一政术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立宪政治就其定义是尊重程序甚于实权的政体，只要古老宪法的形式能够保存其植物性生命，不像大陆各国一样被绝对主义革命粗暴地斩断，就可以耐心等待暂时被斩首的国民恢复元气，培养出新的精英阶级来接替正统贵族的宪政作用。绅士、市民、劳工将相继产生自己的贵族来填补这一空缺，从而使已经一度再度空虚的古老形式重新恢复其权力与威望。

16世纪是绝对主义革新的狂飙突进岁月，也是雄主、名臣、思想家辈出的年代，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法兰西的弗兰西斯与都铎王朝互争雄长；马基雅维利、博丹著书立说。冥冥中引导所有这些人的核心理念具有家族相似性：把贵族、教会领主、城市公社、阶级特权，以及一切妨碍王国行政统一的历史遗留物，送进黑暗中世纪的灵薄狱；把更好的新生活留给指点乾坤的哲人、代表国家的绝对君主、改良行政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者。首要任务是削平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凭借一个意志一个制度统一王朝以继承或凭借联姻的历史偶然性而取得的全部封地，用行政官僚、罗马法学家与王室常备军（雇佣兵）把它们熔炼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未来多少世纪的民族国家在此刻确定了边界，也凝成了民族性格，至今没有出现大的出入。一如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苏联成为模范国家，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扮演了哈布斯堡帝国（后者又构成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的敌人兼教官）最可怕的敌人与最优秀的导师。弗朗西斯·培根的“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78]”能从财富数目相同的国民与国土中汲取最大的税款、组织最有效的官僚体制、供养最强的军队——这三者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硬道理。除了迂腐隐士高唱“天国不在此世界”的陈词滥调，任何负责任的君主都不会忽视这个硬道理——从而以最大效能征服新的国土，尤其是（远比封建领主制更好地）整合新领土，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税源、更强的行政及更可怕的军队。这一进程似乎可以无限延伸扩大，淹没了半个基督教世界的洪水难以阻止，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列国怎能守住罗马或维也纳？从达达尼尔到多佛的路，土耳其人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学习东方专制主义的富强之路是十字军后人的唯一选择。与晚期罗马帝国“内源性”的东方化不同，绝对主义新君主国有被动反应者的灵魂分裂气质，反射出自己的出身——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欧封建废墟上的变形与妥协，类似明治帝国生于西欧民族国家与武家封建制度的综合。这种出身总是伴随着自卑自傲的情结，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传统、英法两国对意大利的崇媚加猜忌毁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即由此生）。且看莎翁借约克公爵与垂死的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John of Gaunt）之口批浮薄的惨绿少年“呆笨的岛民学步意大利风雅，学又学不像[79]”，若出自19世纪俄罗斯或20世纪中国、土耳其国粹派之口，不也同样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