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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主义认为必须扫除的，正是立宪政治赖以生存的。它像一剂运动员的兴奋剂，能在最短时间内透支最大体力，却不能拒绝用未来的健康为这种“浮士德契约”付账。任何来源的历史记录都显示：奉行绝对主义越早越彻底的国家，越早达到其霸权制高点，也越快陷于崩溃，末日的血腥恐怖也与其霸业规模成正比。意大利（各小邦霸君）、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精确地依照这一定理规定的先后顺序走向刑场，把未来留给了英国与后起的北方列国、日耳曼斯拉夫列国；后者也将自行面对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以新旧各种形式出现的国家中心主义富强速成术，同时自我判决了早衰或长寿的命运。至于都铎英国，不如说出于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小偶然事件，走上了（西欧）也许是全人类最特殊的历史路径。

八、都铎：人类的权谋，天意的裁决

亨利七世吝啬、刻毒、猜疑的朝代对于正统贵族，尤其是对于兰开斯特或约克的血亲而言，是一个屠场；对于农民则是恢复元气的甜睡，对于布尔乔亚是垦荒宅地的天赐鸿运，对于欧洲是孤立主义不预盟会的寂静。他用罪恶之手铲平荆棘，让子孙享受富丽王权的佳果。决定历史形象的人民意志是如此强大，竟然把亨利七世的一切不仁不义，包括灭绝末路王孙，特别是塔内婴儿的罪行，完全泼到他的受害者、被篡夺的正统君主理查德王身上，让黑白颠倒的秽史主宰了万国和后代。若没有亨利七世，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可以公正地判断，但出于强干弱枝的私心的他毕竟为“壮健的英国自耕农”“恪守古风的英国小店主”除去了颈上的磨石，而这些人正是横行七海的英语各民族的种子。当亨利八世在1509年召集国会时，与他分庭抗礼的贵族领袖们从此不再出现而挤满了感恩戴德的乡绅与市民，因此他完全可以轻视（如同一切篡位者一样）满脑子都是不必要的谨慎的先王，更轻视先王创设的一整套以郡宰为操盘手的修改或捏造选区、选民的技术——这些技术还要被更多的君主发明或引进无数次，也完全坚信自己的要务不是削弱而是指导、扶持、保护这些受宠若惊的忠仆。弗兰西斯·培根总结道：诸神谋困宙斯，宙斯问计于雅典娜，乃召百臂神布里阿瑞俄斯相助。神话确切地显示了为人君者若能拥有百姓的拥戴就会多么安如磐石[80]。托克维尔则回顾道：封建君主无多实权而神圣尊严，近代统治者权重而不受尊敬，然而两者之间有一过渡期，人君既像先王一样神圣又像后王一样有权[81]。都铎盛世大有作为的君主，和大多数站在幸运之轮顶点的凡人一样，先是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的合法权利，最后又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崇高美德应有的回报，在充分挥霍遗业、预支未来后，把清偿义务留给了继承人。

最受信任、最易操纵、繁忙活跃、急于表现忠心的国会议员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新的特权。1512年亨利八世十年第四号议案确定了国会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原则，日后这一特权将成为国会反对君主的利器。然而，当时亨利八世及其政府绝不认为保护其最忠顺臣民对自身有丝毫不利，毫不犹豫地给予裁可。斯图洛特原为德本汉姆郡普林皮顿市的市民代表，因康沃尔开矿经营权纠纷而入狱，此中是非可以不论，但此案颇能折射出布尔乔亚绅商在绝对君主制为他们解脱封建之轭后，大政奉还君主、庶民全力生财的社会氛围。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富国强兵大有作为的政府来说绝不是不受欢迎的，但在思想保守、动用通国产业的三分之一来供应福利事业，以施恩于赤贫游民为灵魂救赎不二法门的天主教会看来：撒旦的门徒正在猖獗，属于上帝的国度正在被恺撒和玛门（Mammon）分割，救主基督的教会——也就是穷人的教会——不可能逃避牧人对羔羊的责任，冲突实难避免。蓝胡子国王的离婚案只不过是众多早晚要爆发的热点中被命运之神选中的一击而已。从教会的观点判读：这恰是新时代的贪婪自私，将不正当的、朝三暮四的世俗欲望，置于真正的信士终古不灭的灵魂幸福之上的绝好标本。又到了该从羊群里逐出黑羊的时候，追求基督天国永恒幸福的虔诚信徒，终不能与伪装成基督徒而一心只求尘世珍宝的撒都该人（Sadducees）同流合污。在这场决斗中，穷人、天真纯洁的人以及虔诚正直的人一如既往地赢得了天上的永恒之国，把地上王国和地狱烈火留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从绅商市民的观点来看，正统贵族与僧人对游手好闲之徒的变态热爱，无非是以靡费国民公共产业来维持特殊利益集团。蔷薇战争（Wars of the Roses）让骄纵的正统贵族自相残杀，最后同归于尽，像立王者沃里克（Richard Neville）伯爵这样田连郡县、日以残羹养光棍闲汉千数的“乐善好施者”终于去了杰哈布[82]

之流该去的地方，像帕斯顿（Paston）家族这样克勤克俭的富农新绅士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不过最大的“乐善好施者”显然是救主基督的教诲本身，很少有人愿意自居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党徒。时代所需要的显然是某种能把尊崇基督与敌视教会辨证地结合起来的学说，以享受该学说创始人的荣誉为毕生追求，因此，为了争取在火刑柱上做最后祷告的机会而牺牲一切的志士们确实也层出不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比一切人类剧作家更天才的全能上帝改变了剧本，以地道马基雅维利主义手腕为教会消灭了无数“不从圣教者”的国王发现，为了一场根本不是自己首创的三角恋要求教会做同样的马基雅维利式回报时，教会居然表现出十足的正人君子整顿风俗的嘴脸。作为政界老手，国王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在双方合作的利润由教会完全分享后，其罪名则留给世俗政权来独当了。封建欧洲的王公遭受这种待遇早已不是第一次，仗着基督的护佑，教士已经习惯于享受作为正义的化身审判同谋犯的乐趣。正如好色者格外热爱贞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沦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害者后格外痛苦，圣公会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与别派新教会炫耀其“殉教圣者的鲜血”种子不同，“屠杀圣者的蓝胡子”为情妇开创的国教会并不比内华达州的教会更适于文宣家施展高调，因而一开始就走上了“伊拉斯谟斯主义”“国家全能论”（Erastianism）的路径。无光荣历史者好言中庸，百无一用者好任文员，故“我英伦教会自始即从中道，乃其明智所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宗教事务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