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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说明了，奥克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执地实现他的愿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师咨询。他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他也知道，这是许多建立王朝的人都会做出的临终愿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报》的伟大业主约瑟夫·普利策[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编辑、出版人，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可能也是这样。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继承人把《世界日报》出售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这件事情恰恰是在奥克斯去世前不久发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别沮丧。因为《世界日报》曾是写作和报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结合，伤害它的主要不是编辑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经营方面管理不善。奥克斯知道，单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义的职员不能够引导《纽约时报》度过未来几十年。这家报纸还必须得赚钱。奥克斯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当然，奥克斯工作努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小个子，除了他的报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兴趣。正如他所说的，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但奥克斯以自己经营上的敏锐，具有一种避免经营诱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多少继承这一点。例如，奥克斯在纽约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缺钱，为了节省几个美分，他有时会在报社到处转转，关掉还亮着的桌灯。然而，一个杰出的纽约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市政广告合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奥克斯却拒绝了。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我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但这样做后如果别人以取消合同来威胁我，我便不愿违心地去做这种事情了。奥克斯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样有普通人的弱点，正因为深知此点，他便警惕着自身诱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摆动。对于他的继承人，他只能希望他们也具有抵制诱惑的智慧，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这样，阿道夫·奥克斯在去世后就能永远活在礼拜中。

当然，他在礼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继承人在此后几十年的进展如何。对他的基础构成破坏的，无非是家族的争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视的目标。他的后继者应该去赚钱，但不应受金钱诱惑；应该顺应潮流，但不应被潮流所裹挟；应该雇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人自认为他们作为作家就该特殊一些，或者作为编辑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在《纽约时报》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奥克斯。他希望，《纽约时报》永远办下去，他的家族要和报社一起工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压抑住任何个人的憎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在婚姻中要选择那些愿意“嫁”给《纽约时报》的人为伴侣。

这就是奥克斯梦想的一部分。1935年，当他重游自己发迹的田纳西州的过程中去世时，实现他的愿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女儿伊菲吉妮的责任。

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浅黑色的眼睛和肤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来令人愉快。在看起来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着非常坚强的性格。作为一个姑娘，她曾是奥克斯的小公主；作为1914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她曾是活跃的和明快的人物，她使总是关注教育并羡慕教育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瘦小女人，长着乌黑的头发，穿着长长的黑衣，夜晚单独围着住宅散步，而白天却在睡觉。她似乎更喜欢奥克斯住宅周围的动物，包括老鼠。她有时在壁橱里给老鼠留下些面包屑，却对那些经常来参加晚餐的重要人士不怎么感兴趣。她是杰出的辛辛那提犹太教拉比、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创始人艾萨克·怀斯的女儿，阿道夫·奥克斯是在1882年的一天访问这位教士的家时认识她的。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华盛顿度了蜜月，在那里他们和切斯特·阿瑟总统一起喝过茶。奥克斯后来带着他的新娘回到查塔努加，他是《查塔努加时报》早熟的出版商，这一经历为他后来在纽约的事业积累了经验。他的妻子对新闻事业的兴趣仅仅限于文学副刊，她为副刊写书评，她对做饭或理家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但这在查塔努加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阿道夫·奥克斯的女眷幸福地居住在那里，包括他的母亲，她们帮助料理大房子，因此同阿道夫保持密切的关系。年轻的奥克斯夫人，她在自己家里像一个客人，自由地做着骑马之类的事情，这匹马是他们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为她买的。奥克斯对她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实际上恰恰是被其所吸引，这同他的中产阶级背景形成惬意的对照。在他们婚姻的早期岁月里唯一不足的事情是孩子，先生下来的两个都死掉了。但在他们结婚九年后，也就是1892年，一个女婴诞生并且活了下来，欣喜若狂的奥克斯给她取名叫伊菲吉妮，以纪念他的妻子。

年轻的伊菲吉妮像她母亲一样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很少具有她母亲浪漫的超然态度。如果她父亲允许的话，她本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一个迫切要求改革的斗士。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曾敏锐地意识到纽约的贫民窟问题，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欧洲旅行时，她看到了更多的贫民窟。在巴纳德学院，她主修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倡纽约应该进行更好的福利改革，还作为一名志愿者到该城市的贫民区福利改革之家里做工作。她的父亲赞赏她的理想主义，但有时也对她表达自己观点时决断的方式感到吃惊。一天，奥克斯给她介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无法单靠教条的力量来赢得论证，主张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词语，如“目前对我来说”或者“我想象”，“我理解”——对这种谈话的方式的必要性，奥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奥克斯说话从来不高声，并且以宽容的方式来调教伊菲吉妮（“也许你最好多看看”）。这种教育逐渐地影响了她的童年，并且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都对她讲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时将它误以为羞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