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6/13页）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被动接受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共产党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不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越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来，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间，苏联军队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头一次直接投入战场——苏方派军队前往阿富汗，以援助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阿富汗从1978年开始，便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统治下，然后又陷入冲突分裂。但是冲突两方都提倡土改与女权，得罪了当地的地主阶级、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相信维持现状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期以来，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苏联的影响圈内，不曾发生过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压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国却选择了视苏联行动为大规模向自由世界军事进犯的看法，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美国的金钱、武器，开始源源不绝涌入，将先进武器装备，送到伊斯兰激进主义派别的高山战士手中。结果不出所料，在苏联大举支援之下，应战的阿富汗政府轻易地守住国内各大城市，可是苏联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非同小可。最终——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人极有此意——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终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短期需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誉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控制计划的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7] 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8]

4

戈尔巴乔夫以两个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公开性”（信息自由）。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9] 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苏联），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钝，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公开性”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会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