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8/13页）

然而，党领导的中央指令制度虽然腐化，虽然没有效率，甚至几乎全然僵化，可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之所系。如今党的威信既失，一时之间，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宪政民主的权力，反而是国中无主的茫然。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继位者叶利钦（Boris Yeltsin），均将其权力基础由党转向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总统，他们更合法地积累自己的统治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苏联任何一位前任享有的权威都大，连斯大林也不例外（Di 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于是就像一个破损的巨型油轮驶向暗礁一般，无人掌舵的苏联逐渐漂向解体的命运。而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在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而苏联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官方理论，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其中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10] ，以及各个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统之内——不过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离”上起过念头。直到1988年时，才有第一家民族主义“阵线”及运动，在“公开性”的呼声下成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四国）。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分离的主张也不见得是对中央而发——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亦然——主要是反对能力不济的戈尔巴乔夫派地方党团；或如在亚美尼亚，是与隔邻的阿塞拜疆对抗所致。它们当时的目标，均非独立，不过到1989—1990年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却迅速趋向极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赶搭选举式民主列车所造成的冲击；其二，现存的党的势力集中全力顽抗，与激进派之间冲突日烈，两方势力在新选出的议会中激烈斗争；其三，戈尔巴乔夫与他的眼中钉——原为他手下的败将、后为他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他接任者的叶利钦——两人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激进派的改革人士，为击破各级党组织的高垒深沟，基本上只有向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愈发巩固加强了后者的力量。在俄罗斯本地，大声疾呼俄罗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标，于是也成为激进派的一个有力武器，在他们赶走躲在中央权力机构壁垒背后的党官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俄罗斯利益高于周边共和国利益的主张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不但接受前者补助，日子也过得比俄罗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觉，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越来越强。而叶利钦其人，原是旧有社会出身的党内老干部，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会玩老一套的政治把戏（作风强悍、个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于煽动、制造气氛、深谙面对媒体之道）。对他来说，爬上顶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大权，如此即可越过戈尔巴乔夫掌管的苏联体制。因为截至当时为止，在苏联与其最大成员俄罗斯联邦之间，实无太大区别。但是叶利钦一手将俄罗斯也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共和国，等于在事实上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并改由他统治的俄罗斯来取代。其后于1991年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经济上的解体，加速了政治上的解体；而经济解体之所以发生，却是由政治解体促成的。随着五年一度“计划”的停止，以及党中央命令的告终，苏联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取而代之的，只见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只要力能为之，便都一窝蜂地赶紧坚垒自保、寻求自足，或进行双边交易。对拥有庞大事业单位的地方城镇党政军负责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惯有的生存手法。生产单位与集体农庄之间，一向靠物物交换，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吉达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电话，解决其市内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吉达斯波夫打电话给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双方议定以前者的鞋类和钢铁，换取后者的谷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这一类由旧有党的首脑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实上也等于国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统。结果实施“地方经济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独立运作意识’（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兴起，并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为”（Di Leo，p.101）。

一条漫漫的不归路，终于在1989年后半期，正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头的最后关口。当时，法国“修正派”史学专家正忙着证明当年的一场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或与20世纪政治无甚关系。然而正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末叶的苏联政治体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议会于夏天召开之后，随即于同年出现瓦解现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数月之间，经济解体也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不过这个时候，世人的目光却正紧盯着另一场虽属相关，事实上却为次要的突发事件：欧洲共产党卫星政权的骤然垮台，这同样是一场事先完全不曾预料的演变。从1989年8月开始，至同年年底，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相继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从此消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纷纷加入行列；除了罗马尼亚之外，甚至不曾发一枪一弹。紧接着，巴尔干半岛上两家非苏联门下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退出了共产党政权之列。德国实现了统一，南斯拉夫则很快陷于分裂内战。这一连串惊人的发展过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而且也受到其余各洲共产党政权的密切注视。这些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参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中国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