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10/12页）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瑶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