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11/12页）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中国人的隐逸史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