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5/13页）

《周礼》所记士庶子，即使不能完全看成史实，但必定是以历史上的类似制度为基础的。它非后人所能悬拟，其中包含众多历史真实。多头管理、多种职能的王朝士庶子体制，已有了一定的复杂性。以及一定的“公共性”，大于领主家族内部的士庶子制度，也大于宫廷内部的“宦于王”制度。因为，它也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教育制度，除了“私”的方面，还有“公”的方面；除了“武”的方面，还有“文”的方面，构成了一个文化教育和礼乐传承系统。“宦于王”制度，只是士庶子体制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在列国史料中，已看不到多少国之子弟集体受教于国学、学习礼乐的迹象，“宦于王”制度却大行其道了。换言之，士庶子体制在战国衰微，变成了“宦于王”制度，其“武”和“私”方面凸显出来了。“私”是指“私于王”，而不是“私于家”。这是其时军国主义倾向和专制集权倾向所造成的。

三　汉代的“宦皇帝者”与“比秩”的扩张

战国之时，郎官、谒者、庶子、舍人构成了一支官僚候选人队伍，同时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在刘邦的创业集团中，就有大量的郎、客、中涓、舍人、卒活动其中。那些名为客、中涓、舍人、卒者，曾引起了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由此他认为，刘邦的初期集团仍有“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的性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权力的核心结构形态”(50)。后来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守屋美都雄认为，客、中涓、舍人、卒是在平等关系上与刘邦结合起来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非生活集团。

确实，由于周朝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也由于“宦皇帝”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强化王权之功，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宦皇帝”诸官依然作为一个特殊职类，在汉代职官体系中存在着，并发挥着特殊作用。

王克奇先生把战国郎官的职能，概括为近侍左右、执兵宿卫和奉命出使三点(51)。不妨就此三点加以观察。首先看近侍左右。“宦皇帝者”的郎官有侍郎、黄门侍郎。顾名思义，“侍”即侍从之意。此外汉廷的侍中、给事中、常侍，也属于“宦皇帝者”，他们都是皇帝侍从。只不过汉代的侍中、给事中、常侍既有专职的，也有外廷官僚因“加官”而居其位的。又《秩律》中有“中大夫”，后来的诸大夫都是由“中大夫”繁殖出来的。中大夫之“中”并非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而是“中官”之“中”、“中外”之“中”，即居于内廷的意思(52)。汉代大夫参与议政。郎官中还有一种“议郎”，也是以皇帝侍从而非朝官的身份，参与议政的。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虽非朝官，但在决策与行政上却发挥着特殊作用。

第二，“宦皇帝者”承担近卫，汉代依然如此。楚汉之间，刘邦的麾下就有一支“郎中骑”，是精锐的近卫军。由尹湾汉简所见，西汉依然有“郎中骑”编制。一般郎官也要更直执戟、出充车骑。东汉郎官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所辖三署郎，这部分的郎官闲散化、文职化了；另一部分是虎贲郎、羽林郎及羽林左右骑三署，作为士官而承担着近卫职能。又，侍中、中常侍及郎官都戴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金蝉貂尾，郎官则加鹖尾。戴武弁而不是戴文官的进贤冠，也说明他们近于武官，有军事职能。

第三，奉命出使。汉代的大夫、郎官经常奉命出使，承担随机或临时事务。这包括临时治狱，封爵拜官，征召名士，赏赐慰劳，使护丧事，游说招降，循行救灾，发兵监军，出使外国，等等(53)。在帝制早期，除按部就班的例行行政外，王朝还有大量的随机或临时事务，是由散官承担的。到了历史后期，官僚行政高度制度化了，那些随机或临时事务大多都有了固定的职掌者，从而不再是随机、临时事务，也不借助“奉命出使”形式来处理了。但历史前期还不是如此，所以朝廷需要一批散官的存在，可以从中随时抽调人员，奉使处理。先秦如此，秦汉也是如此，甚至魏晋南北朝依然如此（详后）。在先秦和秦汉，随机使命的承担者，就是“宦皇帝者”。

从帝国选官的结构看，秦汉“宦皇帝者”依然是朝官的重要来源，构成了一个内侍起家之途和一个郎署起家之途。侍中、给事中、侍郎，太子的先马、舍人、庶子等，往往任用皇亲国戚、高官之子(54)。郎官有一部分来自官僚子弟。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55)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56)西汉的郎署是一个选官的枢纽，后来向各色人等开放了。在东汉，士人举孝廉而为三署郎官，与三公辟而为公府掾，是并列的两大仕途，是士人、郡吏成为朝官的渠道，通向高官的坦途(57)。郡吏本是行政人员，进入郎署就变成散官了，由此获得了新的迁升资格。就此而言，郎署是一个储官之所。至于大夫之官，也是一种“储官”。行政官吏可以入为大夫，大夫可以出为行政官员。若把行政部门比做农田、把官僚比做水的话，那么“宦皇帝”系统就像一座大蓄水池。什么时候农田缺水了，就开闸放一些水出去。

我们看到，先秦的士庶子、“宦于王”制度，在帝国时期依然生气勃勃，当然那也是以自身的与时俱进、调整发展为条件的。

入汉之后，虽然官贵子弟仍是“宦皇帝者”的重要来源，但毕竟时代已变，“宦”者的来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战国变化就开始了，游士制度和养客制度发达起来，各种各样的“客”也成了“宦”者的来源，他们以个人才能争取“宦”的资格。列国有“客卿”，秦王曾发布“逐客令”。幸运的“客”仕至“客卿”，就成为朝臣，超越了“宦”的阶段了；做中大夫、列大夫，以备君王的侍从顾问，则仍有浓厚的“宦”的意味；再低一点儿的是做国君的郎官；更低的就去投奔大臣，做其客、庶子、舍人。最后一类人的存在，意味着除了“宦于王”之外，还有“宦于贵臣”的。做贵臣的舍人也有望为官，李斯就是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而后被推荐为郎的。大将军卫青家的舍人有一百多，汉武帝派人到其家去，挑中了两个舍人做郎。从秦到汉，由贵臣舍人而为君王郎官，仍是了一种常规性的仕途——当然舍人、郎官都是“宦”，严格说应是“宦途”。给太子做舍人，也有类似意义。太子先马、庶子、舍人之职，都是比于皇帝郎官的。汉朝还有若干通过上书进说和特殊技艺而被皇帝任命为郎的，也可以看成先秦之游士为郎制度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