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6/13页）

汉代“宦”者的新来源，还有“赀选”。即：家资达到了一定丰厚程度，就有望“宦皇帝”，钱不充裕的就不行。郎官的家资条件起初是十万钱，汉景帝开恩降到四万(58)。又“谒者、常侍、侍郎，以赀进”(59)，“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60)。西汉张释之、司马相如、黄霸等，就是通过“赀选”而做了郎官或谒者的(61)。汉代乐府诗：“长子饰青紫，中子任以赀。”(62)“任以赀”的意思，就是凭着家里有钱，通过“赀选”之途做了郎官。汉成帝一次就把五千户家资五百万的人家迁到了昌陵(63)，则天下家资五百万的肯定在五千户以上，从理论上说，他们家的子弟都有做常侍郎的资格。不难判断，“赀选”为地主子弟由“宦”而“仕”打开了大门。董仲舒说：“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64)“赀选”与“任子”并称，可见“赀选”也是郎官的重要来源。新兴地主阶级的财富洪流，冲破了贵族身份制的堤坝。

随着文教复兴、士人群体崛起，郎官来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士人除了靠个人才能而成为侍从、担任郎官之外，更制度化的途径就是太学跟察举了。汉武帝兴太学，“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汉平帝时太学课试之制，是甲科取40人为郎中，乙科取20人为太子舍人(65)。汉武帝又创孝廉察举之科，郡国举孝廉为郎宿卫，以此候选迁升。黄留珠先生把“富于尚武精神”视为汉代选官特点之一，其根据之一就是孝廉所拜的官儿是郎卫(66)。然而士人由察举而入郎署，逐渐改变了郎署面貌，为之增添了“文”的浓郁气息。到了东汉中后期，任子郎的地位已明显低于孝廉郎了(67)。左右中郎将及五官中郎将所辖的三个郎署，其郎官主要来自士人；虎贲郎、羽林郎两个郎署仍以“武”为主，然其地位就比不上三署孝廉郎了。太学试郎与孝廉为郎，促成了郎署的“士人化”和“公共化”，其“武”和“私”的性质淡化了。在某种意义上，那倒可以看成是向周代士庶子体制的“文”与“公”的特点的回归。

“宦皇帝者”在两汉发生了很大变化。文景以降，“宦皇帝”那个称呼就销声匿迹了。当然那个职类还在，仍是帝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消失，朝廷另以“郎从官”等为称了。太子与侯王的身边，也有类似郎、从官的侍臣。对这个特殊职类，王朝有特殊的管理办法，并让其发挥特殊的品位功能。例如针对“宦皇帝者”的专门法律。贾谊云：“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68)所谓“皇帝在所宫法”是针对卫士的，所谓“事皇帝之法”是针对官吏的，而所谓“官（宦）皇帝之法”，就是针对郎官、谒者们的。又如，汉惠帝下令“宦皇帝者”犯罪可以不戴械具(69)，汉元帝废除了大夫、郎中对家属的连坐责任，还给他们家人以入宫资格(70)，不拿他们当外人。“宦皇帝者”是特殊职类一点，也体现在赏赐上。在随机或定期的赏赐中，将、大夫、郎与从官（“将”即诸中郎将，郎官的长官），通常都单列为一类，而与行政官员不同，由此显示了那是一个“非吏”的特殊系统。

“比秩”是“宦皇帝”等级管理的最有特色之处，是“非吏”职类的等级标志。“宦皇帝”最初没俸禄，所以也没有秩级。他们不算朝臣的，只是“左右”(71)。后来“宦皇帝”制度的“公”的色彩浓厚起来了，逐渐与官僚体制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官僚主要来源，不止是皇帝私人了。于是，皇帝让他们“比吏食俸”。“比吏食俸”做法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比秩”。史书所见，最早的“比秩”出现在汉景帝、汉武帝时。

“比秩”与“正秩”是交错配合的。求“宦”就是为了求“仕”。在制度上也是这么安排的。“比秩”与“正秩”的交错排列，就构成了“宦”与“仕”之间、散官与职事官之间一种特别的调节手段。以郎官为例：

比三百石的郎中，外补三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四百石的侍郎，外补比四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六百石的中郎，外补六百石县令，恰升一阶。

比三百石之秩与三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四百石之秩与四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六百石之秩与六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而其间正、比之别，首先可以显示“非吏”、没有行政职能的郎官，比同一层次的吏略低；进而可使“比秩”的郎官在“补吏”之时，恰升一阶。又，汉代官制，“正任”与“试守”有别。官僚任职的第一年属于“试守”，或说处于试用期，其时不能拿全俸。而试守时官僚的官阶与俸禄，就是“比秩”。那么汉代选官的一个微妙之处：“比秩”既保证了由“宦”而“吏”时迁升一阶，又把“试守”与正任区分开来，从而使升迁成为一个连贯有序的仕途。此外，列在“比秩”的诸大夫及掾属们在迁任为“吏”，其官阶变化遵循同样规律，即保证其恰升一阶。

当然，列在“比秩”的不止是“宦皇帝者”。对汉代采用“比秩”的各色官职加以搜罗排比，可以发现文学之官、军官和掾属，也属“比秩”。从而进一步印证我们的论断：“比秩与职类相关”或“比秩有区分职类的功能”的论断。

文学之官指的是博士、文学、掌故等等，其所以列在“比秩”，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的“非吏”性质。学者说博士制度与先秦“稷下学宫”的“列大夫”有渊源关系。而稷下“列大夫”的特点是“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统之内。

军官之为“比秩”，在于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军官不是行政官员，或说是“军吏”而不是“文吏”。可以借助印绶制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文学无日常行政职事，所以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却是有印绶的。战国以降文武分途，军官、军吏自成系统了。军官本以军职与军爵确认身份级别，但文武官之间的待遇和级别的比较，以及文武间的迁转，王朝逐渐觉得有必要在一元化的秩级框架下加以处理，出于这种需要，王朝把军官安排于“比秩”之上。可见汉代的“比秩”确实很特别，它确有区分职类的功能，从而与后代的正品、从品不同了。既有印绶、又用“比秩”，就成了汉代军官等级管理的重要特色。请看下表：将印绶与“比秩”综合考虑，则汉代官吏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行政官吏用“正秩”、有印绶；军官用“比秩”、有印绶；“宦皇帝者”及文学之官用“比秩”、无印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