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7/13页）

战国秦汉间行政体制之最大进步，就是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新式吏员的崛起。这在等级管理上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针对新式吏员的、作为“吏禄”的禄秩，变成了百官的等级尺度。对“比秩”的揭示，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中官员是分为“吏”和“非吏”两大块的。前一块属于官僚行政的范畴，展示了“公”的明亮光彩；后一块却是“非吏”的传统巢穴，其中名为“宦皇帝”的人群保留了浓重的“私”的气味，那是个人忠诚和人身依附的空间。前一块用禄秩手段管理，后一块不用禄秩手段管理。随着秦汉政治体制发展，早先不被视为“吏”，而是君主私属的“宦皇帝者”，逐渐地“比吏食俸”了，并通过“比秩”，而被纳入了新式等级管理的范畴。“吏禄”的亮光，照进了那个私人化的领地。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职类渗透扩张，扩张到了“宦皇帝者”，扩张到了文学之官，扩张到了军官。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其“纵向伸展”之外，还表现在其“横向扩张”之上。禄秩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交织的历程。

汉代还有若干官署的掾属被安排于“比秩”之上，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原先是长官私吏，他们采用“比秩”后，其身份正式化了。也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本来是“吏”，但又由长官“自辟除”，由此与长官建立了个人依附关系。所以掾属在“比秩”不在“正秩”，又反映了王朝对那种私属性的宽容。东汉时掾属的“私属化”更明显了，地方的掾属们以郡府、县廷为“本朝”(72)，视长官为“君”，即令迁至他职，依然要把曾经辟除他的府主视为“故主”，向其称“故吏”。所以掾属（或部分掾属）采用“比秩”，对私吏来说具有公职化的意义，对公职来说具有私属化的意义。

汉代哪类官是“比秩”，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详见下编第五、六章。王朝不一定总是严格维持正秩、比秩之别，但整体看上去，“比秩”相当集中地出现在某几个职类之中，是非常有规律的。然而这个明显的事实，古今学者一直无人寓目留神，笔者也是从《二年律令》中某些细微处，才察觉汉代“比秩”中竟然潜藏着重要线索，而且与“宦皇帝者”相关呢。属于“宦皇帝者”的大夫、郎官、谒者等等，学者已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比秩”问题和“宦皇帝者”概念被揭示和澄清之后，我们对之的认识就更深入了。

四　“宦皇帝”制度的流衍及异族政权的类似制度

“宦皇帝”或“郎从官”制度，多方显示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大特征，例如先“宦皇帝”、再仕为朝官的制度，获得选官资格前先行提供勤务的制度，以散官为储才之所的制度，及其浓厚的“私”与“武”的性质。

大夫与郎官都属“品位性官职”，而且二者占据的秩级上下相接，可以构成序列。这对后世的散官、阶官之制，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南北朝，“大夫”逐渐阶官化了。唐、宋、明的阶官或散官，都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清朝散官变成了封赠之号，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大夫、郎官，在20多个世纪中一直发挥着品位功能，甚至影响到了民间称谓，比如医生亦称“大夫”，至今犹然；汉人以做郎为荣，受此风气影响，“郎”逐渐成了青年人的美称。又，北朝称父亲为郎，唐人称主人为郎(73)。

汉代“从官”，还是后代更多制度的源头。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在“从官”职类。“从官”是相当散漫的，凡被召而奉侍于天子左右，就算数。有人本来就是官，所获得的侍从资格就称为“加官”，即如以某官加“侍中”、加“常侍”之类。某些从官的官称逐渐固定化了，甚至有了秩级，如东汉的侍中，比二千石。从官在天子左右，常常得予政事，参与秘书机要等等事宜。这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诸吏”，还被编制为左曹、右曹，但这个“吏”并不是外朝行政吏员。汉代所谓“郎吏”之“吏”，其实也是从官。这样的制度，在如下三点上影响到了后世：第一，魏晋间围绕“侍中”发展出了门下省机构；第二，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变成了调整官僚资望、赋予特殊荣耀的手段，但不必真的入宫奉侍于门下；第三，门下省的常侍、侍郎、给事中等，变成了一种起家迁转的阶梯。后两点，都与帝国的品位结构变迁相关。

曹魏皇帝着手提高侍从的地位，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任以名士。魏明帝云：“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74)门下的侍中、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由此地位大为提高，官数膨胀。魏晋以下侍从系统的膨胀，是很有时代性的。首先是在皇权不稳、政治动荡之际，皇帝企图利用侍从制度，来强化其与官僚、士人的个人关系，以此自我维护。这从魏明帝的话中就看得出来。其次，兴起中的士族门阀阶级期望更多的品位性官位，来满足其占据位望并尸位素餐的政治需要。

作为侍从，这些官职的职责很不确定。据云它们曾有“平尚书事”的职责，但只是一时之事；又云其“掌谏诤”或“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也散漫不定的。侍中、散骑、给事中、奉朝请诸官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例如被用作加官，构成入仕起点与迁转阶梯。在南北朝，这些品位性官职构成了“东省”，而另一批禁卫军校之职，由于用于加官（南朝特称为“带帖”），用作起家迁转之位，也具有了类似性质，从而组成了所谓“西省”。东西省的官要番上值班，要承担很多随机事务，例如出使，并由此获得选任资格。所以，南朝的东西二省与汉代郎署，是很相似的；就其功能及其在官制中的结构性位置而言，不妨说东省上承汉代的三署郎，西省上承汉代的羽林郎、虎贲郎。北朝也有东西省，二省都是散官充斥之所，其中的西省武职散官，已“文官化”了。除了番上值班之外，大量临时差使，会随时落在两省散官的肩上：“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75)

曾属“宦皇帝者”的太子侍从，在魏晋南北朝也膨胀开来了。东宫士人荟萃，其官属的员额、清望，比汉朝有明显提高。太子舍人、太子庶子、洗马等多达36人，都任之以名胜，成为权贵子弟的起家之选。太子师傅增加到了6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还以诸公居之。此后士人便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76)，即以任职东宫为荣的意思。晋代还有这样一个制度：先做东宫官属，然后迁尚书台郎(77)。由此形成了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惯例。唐朝的东宫官仍属“清望官”。宋明清的太子师傅如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类，都是显赫的加衔。明清的太子洗马，则成了翰林官的迁转之阶，满汉各有其员。“加宫衔”不必真的奉侍东宫，那只是一种品位、一个名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