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13/18页）

那么“常服”可指祭服之外的冠服，可指祭服、朝服之外的冠服，也可以特指燕服。看来“常服”概念是比较散漫灵活的，含义不太确定。所以在讨论服等之时，对那套折上巾、袍、靴构成的服饰，我们觉得特称“燕服”为好，称之为“常服”则难免纠缠不清。反过来说，也不能见到“常服”就认定它必定是折上巾、袍、靴。称平巾帻为“常服”，未必就是错误。

唐后期服等发生了一些变化。马端临说，“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细考《唐六典》、《通典》与两《唐志》，四者对公服、弁服及其用途的记载，其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唐六典》说“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通典》所述与《唐六典》相同(112)。按照《通典》与《唐六典》的叙述，弁服与公服各有其用，并不重合。《新唐志》的说法。就不同了，先称“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随后又云“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这样一来，弁服用于“公事”，从省服也用于“公事”，二者的运用场合发生了交叉。《旧唐志》叙述了平巾帻，却根本没记弁服，同时又说唐朝的公服是“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公服的用途包括了“余公事”，似乎把“寻常公事则服之”的弁服的领地兼并了。兹将其间差异列为下表：

我们暂时推测，《唐六典》与《通典》反映的是较早情况，其时公服和弁服有明确分工，互不相扰，是两个服等。但唐后期弁服的使用场合逐渐缩小，被公服压缩了。在这时候，朝服、公服、弁服3个服等开始简化，开始向宋朝的朝服、常服两等演变，隆重的朝礼用朝服，日常公事用常服而已。

唐后期公服有兼并弁服之势，由此走向宋朝的常服制度。从用途和规格说，宋朝的常服与唐朝公服在服等上相近，具体所指的冠服则不相同。《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朝服即进贤冠加绯罗袍、绯罗裙。至于常服，是幞头与曲领大袖衫，其服色依官品而定。同书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所谓“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一句，说的是唐制而非宋制；“今谓之常服”，并不等于宋朝的常服也是朝服之“从省”。宋朝的朝服是梁冠、朱衣朱裳，常服是幞头、曲领大袖衫，服色依品级而异，二者间并无“从省”关系。

唐宋间服等变化的更多细节，有待另行详考，本文不赘。但要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服等”主要是个规格与场合的概念，至于各服等所对应的具体服饰是什么，则是因时而异的。某种服饰跨越了两个服等的情况，时或出现；各服等的名称未必总那么严格，有时也用得比较随意。所以对服等的结构，要从“场合”、“服饰”、“名称”三方面综合考虑。

至于明朝，以梁冠、青罗衣、赤罗裳为祭服，以梁冠、赤罗衣、赤罗裳为朝服，以乌纱帽、盘领右衽袍、束带为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为常服，嘉靖皇帝还为官员制定了燕服。就是说，明朝冠服也有5个服等，与唐朝服等之数相同。

【注释】

(1)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2)傅克斯：《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3)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447页。

(4)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章第3节“历代舆服志”，第116页以下。

(5)例如在美国，“大部分早期的美国职业群体都有其传统的服装”。参看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法国17世纪的职业服装，可参看拉米西：《奇异的服装和职业》，上海书店2001年版。

(6)可参看华梅：《服饰社会学》，第三章“社会角色的标志——一般社会角色和特定身份标志”，“标明性别差异”、“标明社会地位”、“标明社会职业”、“标明政治集团”、“标明信仰派系”、“社会活动标志”等节。

(7)例如王霄兵、张铭远先生的《服饰与文化》，就只讲了制服“以一种图案或颜色，或服装的式样来固定地表示某一对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本文则把制服上的服饰元素的区分功能，分为区分职能和区分级别两点。

(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9)《广韵》卷四《十四泰》：“《晋令》，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周祖谟编：《广韵校本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上册第383页。又《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9页。

(10)“非人”，日本江户时代的贱民之一种。他们不能束发，参看竹内理三：《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11)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2)《战国策·赵策二》，第663页。

(13)《论衡·讥日》。后文又云：“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是于尊者略，卑者详也。”造帽子没吉凶禁忌，裁衣服却有吉凶禁忌，在王充看来，那就是“冠”尊于“衣”的意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页；又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4页。但这里还要补充指出，造冠虽无禁忌，但举行冠礼的日子，却是有禁忌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秀日……冠、制车、制衣裳、服带吉。”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4)杨宽先生说：“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与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见其《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页；《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