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5/16页）

当然也有青年社会学者，坚决反对把“四民”说成社会分层。社会学一般根据收入、权力和威望等来确定社会分层。但“阶层”、“分层”之类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定义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义未必充分考虑过中国的历史经验。史学的概念运用是经验性的，因而更鲜活，这时抽象概念的过度纠缠就显多余了。毕竟是中国史学家直接面对着中国史，不一定非得对社会学亦步亦趋。

那么传统中国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个阶层呢？很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几乎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就是中国国家的若干制度设置，在塑造社会分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与西方的社会分层很不相同(65)，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66)的意见，完全适用于传统中国。在“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官—民”层面，用以彰显王朝品级在决定社会等级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有本于此，这里对士人阶层的关注，也集中在传统国家的制度设置之上。

在认识“士阶层”上，“免役”是个有帮助的线索。我们都知道，编户的赋役义务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67)尤其是徭役负担，“天下黔首，不惮征赋而惮力役”(68)。徭役不但重于赋税，而且是适龄人口的身份标志(69)。“官绅等级与庶民等级的差别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国家承担徭役则是主要标志之一。官绅有免役权，而庶民必须服役当差。”(70)官贵们的田产大抵不能免税，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却能免役，编户就不一样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军田出军役，民田当民差，灶田当灶差，匠田当匠差；至于明清生员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还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顺治五年（1648年）制，举人、监生及生员免粮2石、免丁2人(72)。兹将洪武制度及清廷顺治五年免粮免丁制度列表如下：

这个免丁和免粮的级差，以一种“数字化”形式，显示了士人处于品官与平民之间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任土作贡，国有常经。无论士民，均应输纳。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免杂差，俾得专心肄业。”(74)嘉庆十六年（1881年）上谕也这么说：“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才，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么免役特权，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并构成阶层的证据之一。

士人拥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权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国子学中的“学士”不服役，即“不征于乡”(76)。由此形成了一个古老传统：学士免役。孔子据说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随着老师，我们没看到其课役迹象。其余诸家的学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韩非的叙述也都显示，一旦成为学士，就可以“弃田圃”、“避农战”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种“习惯法”。当然在授田制下，士人不服役，国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没有家业。所以做学士也是有代价的，选择了作学问，就得“弃田圃”，放弃受田。

汉武帝建太学，太学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东汉后期京师的太学生曾达三万余人，他们都应免役。地方学官的学子是否免役，由长官自行决定(79)。那么私学呢？秦禁私学，汉初朝廷大概也不许私学者脱役。但随文教兴盛、官学逐渐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经者皆复”，“复”即免役(80)，这应该就包括私学弟子了。很多私学弟子长年在外求学、“事师数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没拿他们当逃亡人口。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中能看到很多“私学”和“私学弟子”(81)，他们可以免役。魏晋南北朝以下，太学或国学生(82)，地方官学生(83)，得到官府认可的私学生，都可免役(84)。平民迁移，汉晋以来即有限制，但诸生四方游学，王朝不禁(85)。顺便说，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学者免役的古老传统相关，佛教、道教被认为也是一种“学”。所以教徒免役，是学者免役古老传统的有力旁证。

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还有州县学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还可以免课(88)。寻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进士及第，还可以免除一门课役(90)，成为所谓“衣冠户”。韩国磐先生说：“衣冠户是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他们是宋代“官户”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户和宋代官户，都是在科举制的形成、发展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91)科举制及授予学历获得者的相关特权，使士人继续向一个特殊阶层演进。至于尚未及第的举子，唐朝也很乐意给他们特殊身份，比如让省试不第、滞留京师的士子隶名于四门学，从而拥有了免役权(92)；甚至士人尚未省试，只要是有志举业，也可以通过隶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而获得免役权(93)。举子往往要离乡“寄客”，王朝对这些“学宦者”不责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学的学子，地方长官也可能格外开恩，免其徭役(95)。当然，私学的法律地位是低于官学的(96)。

宋代的太学生有免役权(97)，州县学生也免役。“上户多是衣冠读书赴举仕族”(98)。宋徽宗崇宁年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99)上舍生已可享受“官户”的待遇了。大观三年（1109年）据朝廷统计，全国24路学舍95298楹，学生达167622人(100)。学者云，其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未有(101)。

元代科举很不发达，由科举入仕者人数寥寥。但王朝特设了一种“儒户”，儒户必须送一人入学就读，除纳税粮外，可免科差。儒户不能世代承袭。北方儒户经两次考试确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经考试、分拣，定为3890户。南方的儒户不须经考试，由地方官奏报。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户口登记表明，儒户约为总户数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户并入民籍，但户籍上注明为儒籍。士子从童子试起，即应登录为“儒籍”(103)。《明进士题名碑录》中每名进士籍贯之下，都注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据顾炎武估计，天下生员不下50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因其优免特权，“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学校生员，可达20万，约占总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员之数，陈宝良先生估计约在60万以上，占人口的0.46%(105)。（东汉后期的学生数量，我们推测也能接近这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