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7/16页）

《庄子·田子方》：“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举鲁国而儒服”是极言鲁国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缓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124)可见“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确实就是古服、儒服；鲁国朝廷另有礼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总之，由于孔子及其门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后来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欢打架，装束上“冠雄鸡，佩豭豚”，后来在孔子引诱之下，居然“儒服委质”了(125)。《孔丛子·儒服》：“子高衣长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见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刘邦不好儒，来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衣儒衣”而见刘邦，通报者云其“状貌类大儒”(127)；“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128)可见人们习惯认为，读儒之书就必须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读儒之书者。《淮南子·泛论》有“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129)云云；《法言·孝至》：“假儒衣、书，服而读之，三月不归，孰曰非儒也？”(130)可见战国秦汉间确有一种社会公认且样式特定的“儒服”，被认为是儒生、学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学生留下来的，不是政府规定的。顺便说，战国秦汉间有一种侧注冠，周锡保先生把它说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脑袋还没想到为学士另行制服。汉帝国尊儒兴学，当局开始根据官僚行政需要规划师生服饰了。《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进贤冠既不是来自古缁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这一点本书已辨之于前了。我们的看法恰与《续汉志》相反：汉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进贤冠后，复令儒官改服进贤冠的。“进贤”那名字给人以“礼贤下士”的感受，不过我想那名字是后起的，进贤冠其实是文吏之冠。你们儒生来我朝当官，那么就该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种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叔孙通投汉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推测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旧习，是儒生就服儒服。《汉仪》又记：“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这条记载可信，则汉初博士承先秦遗风及秦制，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员制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汉文帝博士也是七十余人，系承秦制，冠服也一脉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说明那时候政府只把他们看作民间延请而来的顾问，不算吏员。汉武帝时情况有了变化。武帝末年有个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约见他，“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133)。“褒衣博带”虽系儒服，但“进贤冠”却是官服，而非儒服。隽不疑虽然只是一位郡文学，“芝麻官”毕竟也是官儿了，换上官帽子了。文学既已如此，博士似可类推。推想汉武帝在尊儒兴学同时，给了博士、文学们戴“进贤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项荣宠呢，等于给予“国家干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师的章甫，换上皂色朝服和进贤冠时，是什么心情。本来，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两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只有二千石的1/5，却获得了两梁殊恩。《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博士两梁，崇儒也。”博士、文学的进贤冠表明，“崇儒”的同时，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进而我们看到，朝廷允许私学弟子也戴“进贤冠”。这显示朝廷承认学士应有特殊服装，进而认定他们是一个特殊人群，是“学以居位”者。由此，私学弟子也有了一顶进贤冠扣在脑袋上，等于有了干部待遇。那顶官帽子标志出他们的“官僚预备役”身份，应“时刻准备着”步入仕途为帝国献身。我们看汉代画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进贤冠。像成都青杠坡《讲经图》画像砖，儒师与若干弟子戴进贤冠(135)；南阳沙岗店《投壶图》画像石中的三位投壶者应系儒生，也戴进贤冠(136)。这帽子的事还牵连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汉代画像中，他们都被扣上了进贤冠(137)。作画者似乎不记得孔子是“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汉朝的官儿一个样了，说其“数典忘祖”不冤枉吧。

顺便说，汉代佩玉制度：“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138)“双印”即“刚卯”与“严卯”两种成双佩戴的玉印。在佩双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员与“私学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层次的。私学弟子如此，则官学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汉朝的士人冠服，其“亮点”就是给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进贤冠。士人的服装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进而私学弟子也用官僚制服——严格说是官僚“制帽”，等于是赋予了学子以某种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时另一些史料暗示人们，儒服依然是可选项，有人穿。比如，河间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139)。汉昭帝元凤年间有个太史令唤作张寿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时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141)东汉桓荣：“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142)《盐铁论·利议》：“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143)东汉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144)“儒衣”说明什么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学者，可能已戴上进贤冠（河间王应是远游冠）了，但衣服还是“儒衣”，装束“半儒半吏”。西汉后期，还有“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们大约连头带身都是儒生扮相了。这些人在什么场合“服儒衣冠”呢？也许只是日常活动，而非朝堂典礼。晋宋博士服皂朝服、进贤两梁冠(146)，其冠其服全为官僚制服，推测汉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场合，恐不准许博士随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应。总归仍有若干儒者，若有机会就弃官服着儒服。对儒服的留恋情结，是士人文化独立性的一种表现。不错，我如今身在官场了，然而我“生活在别处”，另有精神家园，在那家园中我是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