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6/16页）

至于清代，据张仲礼先生统计，太平天国之前的生员与监生的总数为109.4万(106)。这时候，这个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特权。朝廷经常申说生员不同于平民。学宫前的卧碑上镌刻着顺治皇帝的谕旨：“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谕：“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108)王朝给予了学子以法律特权。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者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109)这“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视为“最高指示”而不断地引述申说。

免役特权显示士人处于臣、民之间，士人把“居位”作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视之为一个官僚后备队伍，一群“准官僚”，他们处于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级管理上被置于一个特定层次。由此士人拥有了经济特权、法律特权，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

三　服饰等级中的士子礼遇

学校的学生穿校服或学生装，校服、学生装当然不是“阶层”的标志，但在现代社会如此，传统社会却不一样。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两种人；“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属阶层及其个人沦落的象征。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号召劳工的毛泽东画成了穿长衫的形象。毛泽东本人对此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111)学生与有身份的人都穿长衫，短衣是劳动者的装束。毛泽东似是强调学生出身的他，那会儿已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现在画成了穿长衫，看着就像没打成一片似的。

传统社会中的服饰是职业与身份的直观标志，特定人群穿着特定服饰，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规规范之。士子也是如此，他们有特殊冠服，那往往还是朝廷正式规定的。“贤贤”本是中国“礼乐”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们就是被培训的贤者，是未来国家政治的承担者。换言之，王朝是在其与政权的关系之中，处理这个人群的身份与地位的，包括他们的礼遇。冠服属“礼”，“礼”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区分尊卑贵贱，因而也是塑造“阶层”的能动力量。透过士子冠服的变化，来旁证不同时期“士”的身份变化与品位安排，就是本节下文的目的。

学人有特定服装，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干迹象了。《诗·郑风·子衿》，据小序说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这说法应有某种历史根据。孔颖达疏云：“《释器》云：‘衣皆谓之襟。’李廵曰：‘衣皆，衣领之襟。’孙炎曰：‘襟，交领也。’衿与襟音义同。衿是领之别名，故云‘青衿，青领也。’衿、领一物。色虽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复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是无父母者用素。”(112)那么周朝的国子学生，可能穿着一种交领的青色服装。《子衿》又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应为贵族子弟。

战国时代，国家对“士”的服装似有专门规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这里的“士”，张佩纶释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云“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则后文的“士”应指未命无官者，张说是。“带缘”指带子上的缘边，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这也显示处在官、民之间的士人，确实拥有一种法定身份，朝廷要专门安排其服饰。不要以为衣带事小。贾谊《新书·服疑》特别指出：“高下异，……则衣带异。”(114)

先秦有一种“儒服”，但它是逐渐成为“儒服”的，起初不是。《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鲁哀公还弄不清什么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说，那只是“其服也乡”而已。《仪礼·士冠礼》：“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116)胡适先生认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记载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自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回答说：“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冯友兰先生因而提出：“则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时所谓‘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钱穆先生干脆说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过我们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种特殊服装的，所以公孟子才会用穿“儒服”来自我标榜，所以鲁哀公才为“夫子之服”疑窦丛生。至于墨子称其是“法周”，我想那只是就“周代”而言，却不是就“周制”而言的。墨子意谓：这章甫，在我们周朝仍有人戴，并没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于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热爱传统文化；有人就出来说，“汉服”才是华夏正宗呢，褂子不是。冯、钱二先生的批评，不算有力。

杨宽先生认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别名，而玄冠是贵族的通用礼帽。“孔子少居鲁，还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长居宋，已过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时宋人所戴礼帽，通用章甫的名称，其式样也还保存着殷人的遗风”；“后来儒家讲治周礼，沿用古服，章甫又成为儒服。”(121)杨先生的推测相当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别之处，保留着殷人遗风，跟鲁国的章甫不一样，才引发了鲁哀公的疑问，以及孔子“其服也乡”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来显示特立独行，则其章甫式样也不同凡响。周人的通用礼服是“端委”，“端”即礼服玄端，“委”即礼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测说，“似章甫与委貌亦有微异”，又怀疑“当时章甫与委貌亦通行，可通称”(122)。既“微异”而又“通称”，在于风俗名物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着的。兼用“微异”与“通称”两点，我想就可以较好地解释章甫与委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