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5/13页）

“宦皇帝者无秩说”的第六个证据，是汉武帝时的一个实例。此例显示：其时“宦皇帝者”的俸钱数额，就是拿来与此后的“比秩”相比，也不相称。在前引汉惠帝的赏赐诏中，赏赐对象有“驺”。请看汉武帝时东方朔的一个历史小花絮：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今欲尽杀若曹。”……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驺朱儒”那官名很怪，后人想编也编不出来，所以那故事一定是真的。“驺朱儒”是干什么的呢？文颖：“朱儒之为驺者也。”师古：“朱儒，短人也。驺本厩之御驺也，后人以为骑，谓之驺骑。”“驺朱儒”应是驺骑的一种，由矮人侏儒任之，以诙谐的形体和动作来愉悦帝王耳目。陶俑中也能看到这类形象。汉武帝给“驺朱儒”的待遇是“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这已让他们“饱欲死”了；而东方朔抱怨钱粮微薄，让“长九尺余”的汉子“饥欲死”。我想当局规定的钱粮自有合理性，不会微薄到点燃饥火的程度；东方朔啧有烦言，那只是因为他“长九尺余”，身高、饭量同时超标。他说的就是这个：当局没因为他身材高就给他加钱，照旧“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所以我推测，高个子的驺骑跟小矮人“驺侏儒”一视同仁，也是“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当时东方朔的身份约是郎官(42)，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就可以看成郎官的禄养。也有人认为东方朔逗弄“驺朱儒”之时是“待诏”，不是郎官(43)。那可能性是有的。不过汉惠帝的行赏诏书有“驺比外郎”规定。赏赐上“驺比外郎”，禄养上也应“驺比外郎”吧，至少不会差太远。“外郎”禄养仍应与驺相近，在“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左右。

对东方朔这段逸事，陈梦家先生说：“是汉武帝时之郎，月奉钱240；粟一囊为常人所食的廪食，当为大石二石。”(44)但若把“二百四十钱”视为“月奉”，问题就来了。“律，百石奉月六百。”(45)又据陈先生自己对汉俸的勾稽，在汉武帝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相关吏员的月俸略如下表：

驺、郎的俸钱，怎么那么低呢？郎中是比三百石，可每月才给240钱，连百石吏都不如（700钱或720钱），甚至还不如书佐（360钱）(46)。我想俸钱奇低，并不说明郎官地位低。郎官后来的比秩达到了比三百石，只略低于县长，郎官外补也是当令长。又，汉惠帝那份爵赏诏书中，官吏们的赏格是“六百石以上万”；同时“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外郎及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因侍从皇帝，其赏钱竟然可与六百石吏相比，达到了万钱之多，可见他们并不卑贱。地位不低而俸钱低，该怎么解释呢？解释只有一个：“宦皇帝者”是特殊职类，无俸禄，无秩级。朝廷不给他们俸钱，“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是另一种禄养，而非官吏月俸。

前面说过了，汉代郎官制度源于周代的士庶子制度。士庶子宿卫只吃稍食，秦汉郎官也用廪食供养着，再发一点零花钱，如此而已。《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谋求复国时有这样一个措施：“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注云：“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廪食之也。”这是用士庶子的待遇来优待孤寡贫病者的子弟，士庶子就是用廪食来养活的。附带说，《礼记·月令》有言：“季秋之月……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对后一句话，古注往往不得其正(47)；而我认为，这正反映了拿禄秩的是一批人，靠廪食供养的又是一批人。总之，“比吏食俸”是较晚才产生的。

就“禄养无多”一点，就可以补充第七个证据了，这就是做“宦皇帝者”的个人花费和“赀选”制度。

就史料看，做郎官花费很大。首先他们上任时，得自备很多昂贵的东东，如鞍马、绛衣、玉具剑什么的，所以阮囊羞涩者是不该问津的(48)。其次当了郎官后，还得掏钱供给官府文书等费用：“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名曰山郎。”(49)又，汉初选拔郎官有“訾选”一法。如董仲舒所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50)又卫宏《汉旧仪》卷上：“谒者、常侍、侍郎，以赀进。”起初郎吏的“富赀”条件是家资十万，汉景帝开恩降为四万。《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51)五百万更不是个小数目。家资不足者，做郎是久难为继的。张释之做骑郎，就是靠哥哥的家产支持着，结果生生把哥哥弄穷了(52)。“宦皇帝”得家资雄厚才成，这很耐人寻味，我想那也说明“宦皇帝”无禄吧。“山郎”是要“出钱市财用、给文书”的，想象一下吧，若“山郎”有俸，则郎官得向官署交钱，官署又得向郎官发钱，双方你来我往地交换着钱，岂不是个很费解的事情么？那么只能认为，当时郎官无俸，进而就是无秩。

《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用很长一篇文字记载了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百官禄秩，我们推测它出自《禄秩令》一类文件。为与《二年律令·秩律》比较，我们不避冗赘征引如下：

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按此处脱一“比”字，详见下编第六章第三节］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公将军长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中宫王家仆、雒阳令秩皆千石。尚书、中谒者、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候、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候、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阳巿长秩四百石，主家长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署长楫棹丞，秩三百石。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县国丞、尉亦如之。县、国三百石长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灵台丞、诸陵校长秩二百石。丞、尉、校长以上皆铜印黄绶。县国守宫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长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长相皆以铜印黄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