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的曙光（第3/6页）

当大灾难终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投身政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升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长官执掌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命题，就一定可以拥有众多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敢于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腹心地带，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酋长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飞黄腾达；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发财致富，就像拉特兰宫的占有者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年轻人，几乎悉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着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掌管财政，或者在殖民地担任几年地方长官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期待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极高的社会声望，而且只要再发挥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备受尊敬的晚年。

随着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的爆发，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扫荡殆尽。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原先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告别人世。然而，大多数旧官员还是顺潮流而动。这些人从幼年起就受到教育：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但是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或是收容院二选其一。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忍饥挨饿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原先的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从前来不碰的行当，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早已习惯了与人打交道，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生涯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兴旺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期望。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类似1600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要想让他听命于一个从奴隶之子成为简朴牧师之人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急切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完全是可能的），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实际上越是没什么变化。

自古以来，似乎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那么聪明的人被统治。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伙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懦弱和服从。它们曾经被分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以及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怪异的形式和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穿上谦卑的外衣，大声宣扬自己对人类的热爱，对上帝的忠诚，以及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渴望。但是在这种令人心怡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求生。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们把我们称为“物质第一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历史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便大惊失色，说不定他们还会起来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某一天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广大群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联盟。

逃离罪恶的世界

如果有谁怀疑这一论述的正确性，那就请他到我前面所写的那些世纪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他定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这种新思想的吸引，并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主宰，是因为升迁的机会对后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会从其自身来说，总是通情达理的，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还会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让那些向往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益的机会，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以便其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存的邪恶，甚至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自在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联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穷苦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量地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昔日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和行善中度过的。为了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当年本是自然发展生成的环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源起于东方。在其后的1000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为基督教会的武装库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部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在毗邻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中，文明已经极其古老，人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单以埃及为例，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10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都清晰地显现。欧洲的年轻民族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急切期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