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的曙光（第4/6页）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离出来，躲进一片荒漠，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到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4)，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组织的人名叫帕科米乌，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荒漠中与豺狗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种种怪异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虔诚，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顶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里面（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悲伤）。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期），聚集生活的隐居者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定一些院长（或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做天神的众多堡垒。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恶以及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帕科米乌的设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讲究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会自问：“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意义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益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城一位名叫本笃的居民，这个人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受教育，但是该城使他那颗基督教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并在一片当年属于尼禄行宫的废墟中住了下来。

在那里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满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规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组织法典，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显示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修道士们宣誓遵守他的规章后，就再也别想过闲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修道士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体系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获准培养了大多数具有特殊才干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这些修道士们有着体面的穿着和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祷之余，躺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们不再仅仅是一些逃离世俗生活和种种义务，一心为灵魂的来世做准备的闲汉。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在漫长而痛苦的考察期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权势和荣耀。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不致落空，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修道士们便扛起铁铲和斧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日耳曼、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冰岛的荒野中。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启蒙之光。对那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文明还只是靠道听途说而来的一知半解。

于是，教皇——整个基督教的最高执行人——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务实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便是基督教的权势大增。不久之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发现，如果忽视了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实施统治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颇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5)皇帝统治时期。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之威势进行统治的欧洲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绝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却遭到了相当普遍的非议。他对基础经济的命题一窍不通。

当他发现自己拥有的帝国迅速地四分五裂时，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确信，弱点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那些士兵已经逐渐丧失了作战的习惯，变成了过平静生活的农夫，竟然向那些理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兜售起萝卜和白菜。

戴克里先根本不可能改变这套积习成患的体制，所以他想创建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新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男子组成，能够在命令下达几周之内进军到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入侵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恰如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此举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声称如果再交一文钱就一贫如洗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给了收税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帝国的百姓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于是他们便抛家舍业，蜂拥到城里当起了流民。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他大笔一挥，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手工艺、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是否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哪怕他可能在音乐方面更有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待在甲板上，就算他到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奴隶罢了。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堕落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