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1/64页）

“我不知道从何开始。”他说。

我也笑了。

“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可以帮得上忙。”

他的脸上有了血色，双眼变得明亮，燃起了希望。

“茱莉娅，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在三十年前去世时，他的律师曾经告诉过我，保险箱里保存了一些机密文件。”

“你看过这些文件吗？”我心跳加速。

他低下头。

“父亲死后，我只简单翻过而已。”

“然后呢？”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只有一些古董店的文件，有关家具、银器等的资料。”

“只有这些？”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这让他觉得好笑。

“应该是。”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了解。

“我一直没再仔细查看。我当初没看到与莎拉有关的资料，气愤之下只是草草翻阅，心里对父亲的厌恶又更深了些。”

我咬着嘴唇。

“这么说，你并不确定保险箱里是否有关于莎拉的资料。”

“没错，而且也没有再仔细检查。”

“为什么？”

他抿着嘴。

“因为我不想确认里头没有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更憎恨你的父亲？”

“是的。”他承认。

“所以你也不确定保险箱里有些什么，三十年来一直如此。”

“我的确不知道。”他说。

我们的眼神交会了短短的几秒。

他发动汽车，朝他的银行疾驶而去。我从没见过爱德华把车开得这么快，惹来了周围的司机挥拳抗议，把行人吓得往路边闪躲。车一路疾行，我们没有交谈，但是沉默中却充满暖意和希望。我们分享这个感受，第一次有了交流，两个人不时地相视而笑。

我们到达柏斯凯街后停妥了车，急急冲向银行，却发现正值午休时间。这个法国惯例在今天特别让人盛怒。我难掩失望之情。

爱德华亲吻我的脸颊，轻轻将我推开。

“茱莉娅，你先走。两点钟开门后我再过来。如果有任何发现，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顺着柏斯凯街走，搭乘九十二路公交车，直接前往位于塞纳河畔的办公室。

巴士往前开动，我回头看到爱德华等在银行前方，穿着深绿色外套的身影孤单又笔挺。

如果保险箱内没有任何有关莎拉的资料，只有一些大师画作和瓷器的文件，他会有什么感受？

我真想陪在他身边。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嘉蒙德小姐？”医生抬起眼睛，从窄窄的老花镜上方看着我。

“我不确定，”我老实回答，“但是我得先预约时间。”

她正在阅读我的就诊记录。

“我乐于为你预约，但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决定还存有疑虑。”

我想起昨晚。伯特兰的表现格外体贴，整晚环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诉说他对我的爱意，他需要我，但是却无法想象老年得子的生活。他觉得我们的感情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紧密，在佐伊渐渐独立之后，我们可以四处旅行。他以共度二次蜜月的心情，来期待我俩迈入五十岁的阶段。

我在黑暗中聆听，泪水浸湿脸颊。真是讽刺，他现在的倾诉正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温情、承诺、宽宏无一缺失，然而唯一的障碍，竟然是我腹中的孩子。这是我再为人母的最后机会。夏拉说过：“这也是你的孩子。”这句话萦绕在我的耳畔。

这些年来，我一直期望能为伯特兰再生个孩子，好证明自我，并且成为泰泽克家族认可的完美妻子。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是为了自己而想要这个孩子。我最后的一个孩子。我渴望用双臂担负孩子的重量，嗅尽奶娃的乳香。孩子是我的宝贝。伯特兰虽是父亲，但孩子是我的骨肉。我想要生下孩子，感受自己带着泪，将生命带入人世的那种精纯又无法错认的折难。这正是我衷心所盼的，我不愿为了无法孕育生命的子宫而痛苦落泪。

我离开诊所后，便前往圣哲尔曼区，我和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约好在花神咖啡馆见面。我原来不打算多说，但是两人一看到我的脸色，便开始担心。于是，我道出了一切。这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彼此意见永远相左。赫尔夫认为我应该堕胎，婚姻是最重要的考虑；克里斯托弗则坚持孩子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绝对不能堕胎，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会后悔终生。

两人越来越激动，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吵起架来。我按捺不住，握起了拳头重捶桌面，震得桌上的杯盘砰砰响。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惊讶地看着我，因为这实在不像我的作风。最后，我只好以自己太累、无法继续讨论作为托词，便匆匆离开了。他们两个瞠目结舌地瞪着我，十分无奈的样子。我心想，没关系的，改天再弥补自己的失态吧，这两个老朋友会体谅我的。

我穿过卢森堡公园一路走回家。爱德华昨天没有与我联系，这是否表示他父亲的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关于莎拉的资料？我可以想象憎恨、苦涩，以及失望之情重返他的心头。我觉得十分歉疚，如此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可以说是我的过错。

我避开人群，慢步穿过蜿蜒的花道小径。卢森堡公园永远这么热闹，爱好运动的人们来这里慢跑、打太极拳、玩滚球游戏，老老少少在公园里阅读、做日光浴，母亲们推着婴儿车散步，当然也少不了园丁、观光客，以及热恋中的情侣。只要看到婴儿，我就无可避免地想起自己腹中的孩子。

当天稍早，在我还没到医师诊所之前，我和伊莎贝尔先谈过这件事。一如往常，她总是支持我的决定。她告诉我，不管我和多少心理医师或朋友谈过，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或参考任何意见，决定权都在于我。的确，选择权在我，然而这正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

我只知道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佐伊知道。再过几天她就要去长岛，和夏拉的两个儿子库柏和亚列克共度暑假，接着还要前往纳罕与外公外婆相会。就某方面来说，我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就是说，假如我最后真的决定堕胎，那么在手术时，佐伊也不在家。

回到家，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米色的大信封。佐伊正在她房里和朋友讲电话，她大声说门房刚刚才把信封拿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