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3/64页)
我拥抱着佐伊,紧到她猛喘气。
世事难料,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是冬赛馆事件的纪念日,而我的堕胎手术正好安排在同一天进行。虽然祖母住的疗养院离这里不远,但我从未来过这个位于第十七区的诊所。对我而言,七月十六日这个日子充满复杂的意义,因此我曾经请医师重新安排,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改期。
这一天,佐伊的学校刚放假,准备和她的教母艾莉森前往纽约,随后再前往长岛。艾莉森是我在波士顿的老朋友,经常往来于曼哈顿和巴黎两地。我准备在二十七日前往美国,和女儿及夏拉一家相聚,伯特兰则是一直到八月才能放假。我们通常会到泰泽克家族在勃艮第的老家共度几周假期,但是我从未真正享受过那段时光。我的公公婆婆依然保持严谨的作息,准时开饭,低声谈话,在场的孩子也不得嬉闹。我实在很难了解伯特兰为何坚持留在勃艮第,而不愿一家三口放个真正的假。幸好,佐伊和洛尔以及塞西尔的儿子相处得很好,伯特兰也可以和两个妹夫整天打网球。至于我呢,则是和往常相同,扮演局外人的角色。洛尔和塞西尔一向与我保持适当距离,数十年如一日。这对姐妹会邀请几个离了婚的女友一同到游泳池畔做日光浴,把胸晒成健美的古铜色。我虽然加入这个家族十五年了,到现在也仍然无法适应,没办法在大家面前袒胸露乳。我总觉得她们会在背后取笑我是个“美国老古板”。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陪着佐伊在树林中散步,在早已了如指掌的路径上奋力骑乘自行车,要不然就是在那些绝不下水的女士身穿轻薄短小的泳衣晒太阳、懒洋洋地吞云吐雾时,一跃入池展现无懈可击的蝶泳技术。
“她们不过是一群爱吃醋的法国胖女人罢了,你只要一穿上比基尼,就会吸引众人的目光。”只要我一抱怨难熬的暑假,克里斯托弗就会出言嘲笑,“等到你身上长满了橘子皮和静脉曲张时,她们才会和你说话。”他总能让我开怀大笑,但是却无法百分之百让我相信他的话。尽管如此,勃艮第老宅的美景永远令人心旷神怡,即使是酷暑,宁静的屋里依然凉爽,花园里老橡树枝繁叶茂,约讷河就在眼前蜿蜒流动。佐伊和我最爱到树林中漫步,她在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啁啾飞鸟、姿态各异的枝丫,以及水光闪烁的湿地。
根据伯特兰和安东尼的说法,圣东日街的公寓装潢工程在九月初就能告竣,到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施工团队杰出的表现。但是我仍不打算搬进去住,更何况现在我知道公寓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虽然壁橱的墙面已经拆除,但是我仍然记得深埋其中的秘密:迈克尔在壁橱里苦苦等候,终究没能等到姐姐回家。
我的脑海里尽是无情的真相,说实在的,我并不期待搬家。我担心在那里过夜,害怕那段被唤醒的过去,而且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平心静气来看待一切。
然而,要我忍着不对伯特兰说出来,实在很困难。我需要他务实的看法,希望听他亲口说出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能找出克服的方法。伯特兰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他的妹妹呢?我想揣摩他们和祖母的看法,但却完全摸不着边际。法国人十分含蓄,不愿表露情感或多言,事事就是得风平浪静,维持一贯传统。这让我越来越难忍受。
佐伊去了美国之后,整个家空荡荡的,我留在办公室的时间也比平常更久,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国作家和巴黎文艺界的诙谐趣闻,打算在九月号刊登。这个工作很有趣,也很花时间。到了傍晚,一想到要面对空无一人的家,我更是不想离开办公室。我绕远路回家,享受巴黎在日落时分的艳丽光彩,行进的路线正是佐伊口中那条“妈妈回家最远的捷径”。七月中了,此时巴黎开始出现美丽的半空城景象。商店拉下铁门,挂上“度假店休,九月一日开张”的告示牌。要找到营业中的药房、杂货店、面包店或洗衣店,都得走上一大段路。巴黎人离家度假,把整个城市留给精力永远旺盛的游客。在这个宜人的七月傍晚,我顺着香榭丽舍大道一路走回蒙帕纳斯,没有巴黎人的巴黎,终于毫无保留地属于我一个人。
是的,我爱巴黎,一直没有改变。我在暮色中慢步穿越亚历山大三世桥,望着荣军院闪烁璀璨的金色拱顶,对美国的强烈思念却撕扯我的心。我想家。尽管我在巴黎住了大半辈子,仍然想念心中的家乡。我想念随性和自由、空阔和自在感,想念我的语言,简简单单用“你”就可以称呼所有人,而不必刻意区分何时该用“您”,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掌控这项称谓的艺术。不可否认,我想念妹妹、父母,对美国更是前所未有地思念。
我离住处越来越近了,巴黎人最痛恨的蒙帕纳斯大楼像是在向我招手。我倒是不讨厌这栋巨大的建筑,因为它能指引我回家的方向。突然间,我好想知道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军占领期间是什么模样;想知道莎拉那个时代的巴黎,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圆钢盔的德军,没有通融余地的宵禁和身份盘查,以德文书写的广告牌,宏伟的建筑物上悬挂着纳粹党徽是什么模样。
还有,佩戴黄色星星的孩子们。
诊所宽敞舒适,接待人员态度和蔼,护士脸上堆满了笑容,还精心摆设了花朵。我约定的手术时间是早上七点,但是诊所人员要求我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先住进来。而伯特兰,因为刚好要谈一桩重要生意,所以要到布鲁塞尔出差。我并不坚持要他陪我,他不在身边,我反而觉得好过些。病房的墙壁漆着宜人的米白色,我虽然独自一人,却觉得比较舒服。换成别的时候,我可能无法了解伯特兰的在场为何会显得多余,他毕竟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眼前我正面对生命中最严重的危机,他的缺席倒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动作呆滞,毫无意识地折叠衣物,将牙刷摆到洗脸盆上方的架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安静街道对面的住宅门面。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内心有个声音不停出现,但我假装听不见。你疯了吗,当真打算打掉孩子?我没将这个最后决定告诉任何人。除了伯特兰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当我把决定告诉伯特兰时,他开心极了,热切地亲吻我的头顶——但是,我真想忘了这回事。
我坐在窄床上,从皮包里拿出莎拉的档案。除了莎拉之外,我现在脑子里容不下其他人。寻找莎拉俨然成为一项神圣的任务,让我能够抬头挺胸,驱散掉笼罩生命的哀愁。但我要如何找到她呢?电话簿里找不到莎拉·史塔辛斯基,也没有莎拉·迪福尔,如果真能找到,那未免也太容易了。朱尔斯·迪福尔的发信地址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我决定寻找他的儿孙,也就是摄于图维尔那张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现在应该有六七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