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6/64页）

“我和弟弟都知道战争期间家里有些麻烦，但是当时年纪小，所以也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事。祖父母过世后，我才从父亲口中知道莎拉·迪福尔的真实姓氏是史塔辛斯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祖父母藏匿她好多年。莎拉从来就不是活泼外向的女孩，总是有点忧伤，很难摸透她心里的想法。大人只说，莎拉的双亲在战争期间去世，才会由祖父母收养。我们虽然只知道这些，但也看得出来她的不同。我们一起上教堂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跟着说‘天父’，从不祈祷，也不领圣餐，冷冷瞪着前方的模样总会让我害怕。遇到这种时候，祖父母会对我们露出坚定的微笑，叫我们别去打扰她。我的父母也从不过问。后来莎拉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俨然是我们的小妹妹。长大后，她越来越漂亮，但是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与肃穆。战后我们偶尔会随父母到巴黎，但是莎拉从不同行。她只说，她恨巴黎，不愿再回到那座伤心之城。”

“她有没有提过她的弟弟或者父母？”我问。

加斯帕德摇了摇头。

“从来没有。四十年前，我才从父亲口中听说她有个弟弟，以及这个弟弟的遭遇。当初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可是完全不知道。”

娜塔莉·迪福尔开口说话了。

“她的弟弟怎么了？”她问。

娜塔莉听到入迷，加斯帕德·迪福尔看了她一眼，却闭口不言。接着他望向一直没说话的慈祥的妻子。

“我再找时间告诉你，小娜，这个故事太悲伤了。”

大家都没说话。

“迪福尔先生，”我说，“我必须查出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下落，这就是我来看您的原因。您可以帮忙吗？”

加斯帕德·迪福尔搔搔头，向我投来犹疑的目光。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他咧嘴微笑，“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

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佐伊从长岛打来的。她说她玩得很尽兴，天气很好，她晒黑了些，有了一辆新自行车，库珀表哥“酷毙了”，但是她还是想我。我表示自己也一样想她，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去和她会合。接着她压低声音问我寻访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事情是否有进展，严肃的语气逗得我发笑。我告诉她，的确是有进展，很快就可以把这些收获告诉她。

“噢，妈妈，有什么进展吗？”她气急败坏，“现在就说啦，马上说！”

“好吧，”她的热切让我竖起白旗，“今天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他年轻时和莎拉很熟。他告诉我，莎拉在一九五二年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一户美国家庭当保姆。”

佐伊激动得大喊。

“你是说，她人在美国？”

“应该是。”我回答。

她沉默了一下。

“你要怎么在美国找她，妈妈？”她的声音低沉了些，“美国比法国大多了。”

“天知道，宝贝。”我叹了口气。挂电话之前，我向她送上飞吻和爱意。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我当下决定在加斯帕德·迪福尔面前道出一切，说明莎拉·史塔辛斯基如何影响我的生命，解释我如何发现这个秘密，以及莎拉与我夫家的关联。我很清楚一九四二年的事件（包括众所周知的冬赛馆事件，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另外还晓得小迈克尔·史塔辛斯基死于泰泽克家住处），我的目标是找出莎拉，我会全力以赴。

我的执着让加斯帕德·迪福尔十分惊讶。他摇摇灰白的头，问我为什么要找到莎拉，理由何在。我说，为了让她知道我们在乎，我们未曾忘怀。“我们，”他笑了，“‘我们’代表谁，是你的夫家，还是法国人？”他的取笑让我有些恼怒，于是开口反驳：“不，我，只有我。”我想表达遗憾，让她知道我绝对不会忘记拘捕事件、集中营、迈克尔如何过世，以及将他父母带往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他回敬我：“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你是个美国人，难道不是你的同胞在一九四四年解放了法国？你何必难过。”他大笑。

我直视他的双眼。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遗憾。我活了四十五年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让我打心底感到难过。”

一九五二年底，莎拉离开法国前往美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我问。

“她说，她必须离开，到一个不像法国，没受到大屠杀直接影响的地方。我们全都无法接受，尤其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没有女儿，一直把莎拉视为己出。但是莎拉毫不动摇，坚持离开。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算她曾经回来，我也不知道。”

“她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语气和娜塔莉早些时候一样急切。

加斯帕德·迪福尔耸耸肩，叹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子，半盲的老狗跟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又在为我准备浓咖啡，孙女没有说话，只是蜷坐在安乐椅上，安静又惹人怜爱的双眼来来回回看着加斯帕德和我。我知道，她会记得这一切，永远清楚地记住。

加斯帕德将咖啡递给我，咕哝着坐回椅子上。他环顾小小的厅堂，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四周的旧家具。他搔头，叹息，我和娜塔莉则安静等待。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

一九五五年之后，莎拉失去音信。

“她写过几封信给我的祖父母。一年后，她寄来一张卡片，说她即将结婚。我记得父亲说，莎拉要嫁给美国人。”加斯帕德笑了，“我们都为她高兴。但是后来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或写信回来，从此音信全无。祖父母尽了全力去找莎拉，除了打电话到纽约之外，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想找到她的丈夫。结果一无所获，莎拉就此消失，这对祖父母的打击很大。多年来他们等了又等，哪怕是通电话、一张卡片，却毫无消息。祖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过世，几年后，祖母也撒手人寰。我想，他们都走得很伤心。”

“你的祖父母应该被追授‘国际正义典范’的荣誉称号。”我说。

“那是什么？”他很困惑。

“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赠勋章给曾经在大战期间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士，可以在死后追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