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县委书记患疾患穷 牛头岭械斗出命案（第9/10页）

“看来，是有点麻烦。但未必能执行下去，今天关，明天人家又开了，还不是穷折腾？”郝国光说。

黄志安接过话头：“咱不管明天，先把今天应付过去再说。”

杜万清提前从省城返回了蓟原。不回来不成，矿山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再躲在医院里不出来，就有些不太像话。

早上六点钟从省城出发，杜万清心里着急，就让司机把车开快些，结果，下午三点过十分，杜万清的专车就开进了蓟原县城。他顾不上回家，吩咐司机直接去县委。车子驶进东关大道，左拐，到了县委大楼，大门前却围得有人，司机猛丁一踩刹车，吱——车轮跟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坐在后排的杜万清正在闭目养神，巨大的前冲力让他的额头撞到了车座背上。司机摇下车窗，往外看了看，回头说：

“大门被堵上了。”

杜万清推开车门，下了车，搭眼一望，县委大门前堵得水泄不通。县委办主任和几名干部迎上来，办公室主任期期艾艾地对杜万清说：“死者家属来闹事，堵了两天了，班都没办法上……”

杜万清没有搭腔。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哪有无缘无故把人打死的？不给人家一个过得去的说法，事情就永远没有了销的一天。他大步朝人群走去，县委办主任和司机等人赶紧跟上去，把围观的人群挤出一条通道来。人群起了一阵骚乱，有人小声嘀咕：

“书记来了！”

“县委书记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首先映入杜万清眼帘的，是一具黑漆漆的棺材，乍一望去，怪吓人的；县委大楼前的铁栅栏大门紧紧闭着，还挂了一把大锁；大门前站了一排警察，全副武装，手里掂着警棍；县上一些在家的领导，以代县长李明桥为首，年长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黄志安、谢慕华等几位副县长，分站在大门的两侧；棺材近前，跪着一堆穿白戴孝的男男女女，有的呼天抢地，有的低声啜泣，跪在最中间的一位女人哭得尤其厉害，不住地用脑袋撞地，嘶声哭喊着：

“老天爷啊，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活啊？

“老天爷啊，这世道上，还有没有法理啊？

“娃他爸呀，你个挨千刀的，死得冤枉啊……”

另外，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是跑来看热闹的群众。

看到杜万清，李明桥和年长富几位县上领导围过来，旁边的群众主动让出了一条路。杜万清在行政机关干了一辈子，见过的大阵仗多了去了，但像今天这样抬着棺材来闹事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李明桥脸上的神色很凝重，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等人，脸上的颜色也不怎么好看。

李明桥说：“杜书记，你看，给你添麻烦了，我没有守好这个‘家’呀。”

杜万清摆摆手，低沉着声音说：“明桥同志，你不用自责，这跟你没有关系，突发事件，谁碰上都是一样。”

李明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死者姓高，是河南人，前十来年，来蓟原开煤窑赚了点钱，就在蓟原安了家。出事以后，河南老家那边的亲属也赶了来……我试着跟家属沟通了一下，但没有任何收效……”

杜万清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事实上，从车上一下来，看到县委门前这阵势，杜万清立马就反应过来：死者家属十有八九不买代县长李明桥的账。事情明摆着，蓟原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分别矗立在东关大道的南北两侧，隔街正对，县委书记杜万清又不在家，这么近的距离，死者家属不去堵县政府的大门，偏来堵县委的大门，可见对方认定李明桥这个代县长说的话不顶事——上次常委会上的事情，多多少少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肯定会让个别人极端地认为，李明桥连自己手底下的局长都没有办法收拾，肯定只是个空架子。

杜万清说：“先把围观的群众弄走吧！”

公安局长黎长钧和副局长沈小初赶紧安排民警去做围观群众的疏散工作。

这年头，能让老百姓上心的事情少而又少，倒是看热闹的劲头日益见长，尤其是让公家丢脸面的热闹，卖瓜子的不卖了，摆面皮摊的不摆了，该下地的，也不去下地了，一股脑涌到了县委门口，像早些年看大戏一般稀奇。没有谁把这当做一件悲剧。没办法，生在一个物化的时代，人们心底与生俱来的那份同情心，早就让各种各样的欲望蚕食得一干二净。

李明桥承认，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因为死者家属根本不认他说的话，非要找书记杜万清讨个说法。开头两天，李明桥和其他一干县上领导还耐心解释，说书记杜万清在省城，不在蓟原，但对方就是不信，高姓老板的老婆甚至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啥时候说过真话？啥时候干过人事？天底下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心肠，比黑心棉都黑！

李明桥没辙，只能干瞪眼，非得等书记杜万清回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让政府办主任卫振华安排好死者亲属的食宿问题，不要怕花钱，好吃好住，千万不能再饿晕上一个两个。死者家属在县委大门口跪了两天一夜，李明桥就陪着这些家属在县委门口站了两天一夜。他是县长，是父母官，他治下的百姓出事情了，他脱不了干系。他必须对得起自己头上的这顶帽子。

死者家属闹事，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出气，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冤屈，他们的怨气，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一股脑发泄出来——县委和县政府无疑是他们最好的撒气筒；二是要求严惩凶手，所谓血债血偿，谁打死的人，谁就得偿命，古来的戏文里面就是这么唱的；三呢，就是赔偿事宜，看这条人命值多少钱，肯定是狮子大张口——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更得把该要的利益要到手。

杜万清和李明桥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都知道，真正处理起来，这些事情就是一团乱麻，理不清不说，弄不好，还会整一裤子屎。别的不说，就严惩凶手这一条，对家属来说，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是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就多了去了：首先，死者家属认定的罪魁祸首是华光煤业公司的老总刁富贵，但证据呢？法律重的是证据。所有的证据显示，事发之前三天，刁富贵就已经搭乘飞机去北京公干，听说矿山出事情以后，才匆匆忙忙地从北京赶了回来，刁富贵回到蓟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公安局投案，因为肇事一方是他的公司；其次，对方要求的命价赔付是300万，这一条又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后的赔付，少则十几万，多则二三十万，由肇事一方承担；但300万，张口张得忒大了些，让哪个掏这笔钱？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还是蓟原县委县政府？刁富贵指定得破财，但命价赔付不会掏这么多，法律上也不支持啊；蓟原县委县政府掏这个钱，就更没有法律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