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7/10页)
塔利斯·拉塞尔集团前主席、巴克西合伙公司董事埃达尔曾经考察了合作社中就业状况对其所在社区的影响。他对意大利北部的三个城镇进行了比较:伊莫拉有25%的劳动力就业于合作社,法恩扎有16%的劳动力就业于合作社,萨索洛则没有合作社。此次调查的范围很小,而且回复率很低。埃达尔得出的结论是,就业于合作社的人口比例越高,当地在健康、教育、治安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表现就越出色。
作为促进平等的一种方式,员工所有制和参与管理具有许多优势。首先,这种方式使得人们成为了团队的一员,实现了解放。其次,它将收入差距置于民主掌控之下:如果员工愿意,就仍然可以保留较大的收入差距。第三,它实现了从外部股东到员工的财富及收入再分配,这一作用尤其重要。第四,它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因而具有竞争优势。第五,它使得人们能够重新获得社群生活的体验。第六,它有助于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友善。然而,真正的回报并不在于在一个被等级森严和追逐地位的心态统治的社会里建立起几家员工拥有的公司,而在于令人们免受等级分化之苦。只有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员工所有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管理与工作体制。它只不过是将最终权威赋予了员工,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制度。因此,制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发生改变。关于工作团队的形式、董事的任职期限、不同部门的代表性、公司委托制度、每周例会和年度会议的形式等问题都可以进行各种尝试。拥有选举权的员工既可以直接行使权力,也可以将权力下放。渐渐地,人们将认识到不同制度的优点与缺点,哪种民主形式最适合公共和私人部门,以及如何代表消费者和当地社群的利益。
不过,要想使得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数量增多,重要的是避免员工将公司重新出售给外部股东。尽管多数员工拥有的公司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但员工出售公司、进而失去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一项手段,员工所有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与传统结构的企业共存。在适当的法律支持和税收激励帮助下,社会转型可以立即开始。这使得我们能够以有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根本性转型,在旧社会中孕育新社会。政府可以通过额外的刺激与支持来鼓励员工所有制。也许可以要求公司每年向员工转移一定股份,有时候退休的老板也会愿意将公司转交给员工。
尽管在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中,当地社群和消费者的代表在管理机构中并没有一席之地,但很容易就能弥补这一缺陷。反对员工所有制的另一条理由可能在于,它并没有解决市场的不道德这一根本问题。不管对公司如何严加控制,想要赚取更多利润的欲望依然驱使着公司采取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诚然,有些道德水平很高的公司支持公平贸易、保护环境、回馈当地社群,等等;但同样有烟草公司不顾会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后果,仍然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扩张市场;有公司在缺少净水和基本卫生条件的地方,仍然鼓励母亲购买婴幼儿奶粉,而不是用母乳哺育婴儿,从而导致了许多本可避免的婴儿死亡案例;还有一些公司以破坏生态环境、土地及水供给的方式开采矿产资源,当地政府要么过于软弱,要么过于腐败,无法阻止它们;还有一些公司利用手中的专利,阻止以低廉的价格向较贫穷的国家出售能够拯救生命的药物。
有理由认为,尽管同样以盈利为动机,但员工拥有的公司将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在传统的雇佣制度下,人们并非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从事某项工作,他们需要用自己的专长实现雇主的目标。你也许并不赞同自己工作的目标,你甚至并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工作的目标,但你并不能对此发表意见,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的工作是想方设法扩张市场、提高利润、避开媒体的关注,那么很可能你不应该从道德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你的任务是用自己的专长实现其他人的目标,你不仅不需要负责制定目标,甚至也不需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行为负责。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经常声称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表明,即使在被要求做出非常糟糕的事情时,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服从命令。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进行的这项以“学习”为内容的试验表明,每当试验中的“学生”答错问题时,参与试验者总是愿意对“学生”施以残忍的、乃至危及生命的电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一名身着白色大衣的试验人员的要求。即使听到了“学生”遭受电击后发出的惨叫,参与试验者也依然会服从命令。
然而,在由员工拥有和掌控的公司里,员工重新拥有并掌控了自己工作的目标。如果你知道某种设计或制造程序会损害儿童的健康,你会希望作出改变,并且咨询同事们的意见。你将不再感受到无法畅所欲言的压力,你也无法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处理这一问题,同时你也不必担心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会令你面临丢掉工作的危险。尽管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难免也会做出对社会不利的举动,但至少它们会使得此类行为的数量有所减少。
自由与平等
冷战期间,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苏联和东欧的国有经济体制似乎表明,只有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这一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沉重代价在于,美国放弃了致力于平等的悠久传统。对潘恩这样建国初期的美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平等,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奴隶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奴隶既不享有平等,也不享有自由,只有平等才能让人们免受专断权力的侵害。“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立法”这两项历史性的要求就表明了这一原则。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生而平等,并且享有自由这一不可让渡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同样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许多民主思想家都指出,自由与平等是可以互补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哲学家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他认为所有领域的自由都要以平等为前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契约各方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