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6/8页）

对这些深植于国际机制中的信息生产行动模式的意义进行评估，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70年代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伴随着合作的立即崩溃。而这是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本应该能够预计到的。从历史标准来看，由于战后国际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它们在执行层面的官员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广泛的沟通网络，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的时间间隔会很长，既存机制存在的惯性相对来说会非常大。

对信息在维持机制中的作用的论证，还可以通过考察与之有类似关系的寡头合作与竞争现象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威廉姆森在组织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一个集团成员之间的沟通有助于促进合作，或是他所说的“对集团目标的信守”（Williamson, 1965, p.584）。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合作还会因为以往的合作记录而得到培育。按照这个假设，威廉姆森构造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有高水平合作和低水平合作两个平衡点，一旦达到某一平衡点，只有环境发生重大变动时才能使这种平衡有所变化。

如果体系是在低水平的信守和沟通层次上运行（例如择优而选的解决方案），在体系转向高水平的信守和沟通运行之前，对环境做根本性的改变是必要的。事实上，驱使体系达成共谋性的解决方案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要比体系一旦获得这一地位时需要维持的那种水平要高。同样，相对于将体系保持于低水平运行状态而言，把体系从高水平的平衡状态降为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需要更不利的环境条件。[8]（Williamson, 1965, p.592）

和威廉姆森的寡头卖主垄断模型一样，国际机制的维持也是比构造更容易。国际机制的原则、规则、制度和程序，以及与它们相互连结在一起而产生的互动的非正式模式，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安排使得沟通成为可能，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信息交流。当国际机制以这样的方式运行时，其所扮演功能的价值就会上升。因此，即使成员间的权力变得更加分散，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更加严峻，这些缺点都可能由于国际机制提供的具有促使达成一致的信息效应而得到弥补。

斯丁库姆（Stinchcombe, 1968）在讨论“积淀成本”（sunk costs）[9]问题时也同样提出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当一个过去的行动产生一项持久可用的资源时，我们就把这项资源视为‘积淀成本’。”积淀成本，例如对于名望和善意的投资，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对制度（如国际机制）的投资，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不应该被纳入到对当前理性政策的估算之中”。但是“如果这些积淀成本使得一种传统的行动模式的支出更加便宜，而且如果新的行动模式在不计这些资源的情况下并不更为有利可图，积淀成本的作用就会使传统行动的模式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Stinchcombe, 1968, pp.120—121）。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机制具有积淀成本的意义，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所有的成员宁愿倾向于支持一些不同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时，既有的机制仍然能够存续下去的理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机制是不费任何代价就能建造起来的，那么构造这些机制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时，不付出任何代价也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会等到特定问题显露出来时，才制定相关的协议去处理这些问题；它们没有必要去构造国际机制以促进协议的达成。准确地说，协议和机制构造的高成本，使它们变得非常重要；而机制建设的高成本有助于既有机制的延续。

议题和机制的网络

在思考遵守问题时，我们应该回想到前文关于机制是如何促使协议达成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各国政府愿意加入各种各样的机制安排，首先是因为它们期望国际机制会加强彼此之间的遵守行为。随着机制创造了对遵守的激励因素，它们还对那些有意加入机制的潜在成员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我们看到，通过把各种议题联系起来，国际机制创造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非常类似重复的、无止境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这种博弈形势下，合作可能是理性的选择，而这种形势与一次囚徒困境博弈下的非合作选择是不同的。在某一既定议题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追寻自己短视的利益，将会相应地影响他人在其他问题上的行动选择。因此对自身长远利益的追求，有利于防止政府只关注自身的短视利益。

正如囚徒困境的例子所告诉我们的，通过议题间的联系而产生的社会压力，为各国政府信守自己的承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由。也就是说，各个利己的政府可能遵守国际规则，因为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其他政府将注意到这种行为并给予这种行为以负面的评价，也许还会采取报复性的行动。有时这种报复行动是具体的并经过机制规则的许可，而有时报复性行动可能更为笼统和分散。

例如，假设GATT的一个成员在国内螺帽和螺栓制造商的压力下，要求对这些产品进行进口配额限制。即使该国政府认识到这么做将带来短视的利益，但是它知道，这种违反规则的行动将对它在其他贸易问题上的行动产生消极的影响，譬如在打开国外半导体市场方面。机制的原则和规则由于有助于各个议题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追求短视利益行为的吸引力更少。事实上，由于对规则的破坏将导致可能的纷争，从而使政府认识到应该继续参与合作；而如果政府在违反机制规则的同时却又没有产生纷争的风险，那么它就会继续那么去做。

这个假想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各国政府一旦加入它们认为有利可图的机制，即使在某些遵守的成本大于收益的特定情况下，它们仍然会遵守机制中的规则。然而，有时政府会发现它们所加入的机制对它们不再有什么好处了，那么这时，当机制总体上来看似乎是坏的东西的时候，导致政府遵守机制的激励因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如果世界政治中只有一个机制，或者各个机制都是互相孤立存在的，那么从理性的角度讲，利己主义的政府将不会遵守机制的各项规则。当各国政府经过估算，认为进入一个机制的机会成本高于其他可行行动的机会成本时，机制将会被它们抛弃。然而，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各国政府间存在多重的议题和多重的联系，因此它们无不参与到各种机制之中。[10]破坏一个机制的行为不只影响这个机制所调节和管理的议题领域的行为，而且更会影响同属一个网络中的其他机制。对一个理性的政府而言，它破坏一个机制规则的行为的纯收益，一定高于这种行动对其他国际机制产生影响的总成本。在其同伴们因为它破坏某一机制而对其行为进行报复的范围内，该政府会发现它对短视利益的追求受到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