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第15/15页）

[7]该故事的主要部分见Anderson, 1981，第五章，也可参见US Senate, 1952;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1974b，附录2；US Senate, 1975，第二章，以及Blair，1976。关于泽西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之间的草约，见国家档案第59记录组，第4231盒，文件号：800.6363/1—2847，档案中日期为1946年12月20日的材料附有一封一名泽西公司执行人员给国防部石油部门首脑的秘密信件，表明这份草约是该交易的基本文件。

[8]见1947年1月14日至20日驻伦敦大使馆给国务院的公文，第59记录组，第4231盒，文件号：800.6363/1—1447以及800.6363/1—2047。

[9]见1947年2月21日保罗·尼采给克莱顿（Will Clayton）的备忘录（国家档案，第59记录组，第4231盒，文件号：800.6363/2—2147）。

[10]见Anderson, 1981，p.159。1975年，教会的附属委员会宣称：“虽然埃克森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达成了关于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解决方案，但法国从未宽恕美国将法国排除在沙特阿拉伯之外的行为。”（US Senate, 1975, p.55）不过，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在安德森的论述中也找不到有关的证据。实际上，某些证据显示了恰恰相反的情况。1947年3月14日，驻伦敦的大使馆报告说，法国似乎对他们可以从伊拉克石油公司获得比本来更多的石油份额的主意感兴趣（第59记录组，第4231盒，文件号：841.6363/3—1447）。1947年5月29日，驻伦敦大使馆报告了令人满意的情况，说“目前在伊拉克石油公司问题上惟一的麻烦就是主要的合作伙伴与古勒宾金之间的分歧”（第59记录组，第4231盒，文件号：800.6363/5—2947）。

[11]见石油部门的备忘录，1944年10月，p.35（国家档案，第59记录组，哈利·诺特文件集，第48盒）。引自Anderson, 1981，第3章注释73。

[12]1949年4月9日，由国务院经济事务司尼采召集会议所留下的备忘录，名为“讨论关于美元—英镑石油问题的主要方面，以及国务院中利益单位的各种观点”（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00.6363/4—949）。

[13]“工作记录，近东会议”，1949年12月20日，第4页（第2盒，石油部门记录，第59记录组）。安德森也提到这份工作记录，认为这代表了“国务院对‘美元石油’危机持续阶段的基本立场”（Anderson, 1981，第6章第186页，注释94）。

[14]财政部国际金融办公室艾迪（George Eddy）的个人备忘录，在1949年12月16日艾迪给国务院小劳布尔斯（Henry Laubouisse, Jr.）的备忘录中提及（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00.6363/12—1649）。艾迪的个人备忘录不知为何被英国所得，英国人在与美国政府的争论中用到了它。国务院的迈克瑟尔（Raymond Mikesell）也批评了维持石油高价的政策：“我希望为消费者作一些考虑，他们已完全成了被遗忘的人！”（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41.6363/7—649 CS/RA）。

[15]所有应用数据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的公文（第59记录组，第4232盒）：（1）索科里石油公司总裁詹宁斯（B. Brewster Jennings）与国务院幕僚们在1949年12月21日会谈的备忘录（文件号：841.6363/12—2149）；（2）美国驻伦敦使馆经济事务顾问布里斯（Don C. Bliss）在1949年12月2日给国务院英国及北欧事务办公室小劳布尔斯的信件（文件号：800.6363/12—249）；以及（3）由国务院经济事务司尼采在1949年4月9日召集会议所作的备忘录，可参见注释12。

[16]引文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情况，见丰克豪塞尔（R. Funkhouser）给柴尔兹（Childs）大使的备忘录，名为“目前美英石油谈判的背景”（国家档案，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无文件号，无日期）。这份备忘录似乎成于1949年9月。

[17]经济事务司尼采于1949年4月27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00.6363/4—2749）。

[18]国务院金融事务官员罗森森（Rosensen）先生1949年12月13日给英国和北欧事务办公室小劳布尔斯的备忘录（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00.6363/12—1349）。

[19]此段和前一段引用均来自于1949年12月20日近东会谈的工作文件（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无文件号，第1—3页）。

[20]见Brown和Opie, 1953, p.226。在经济合作司内部，石油部门主管勒维（Walter Levy）曾早在1949年2月就指出，由于经济合作司计划对欧洲企业的炼油设备提供财政支持，美国公司将面临困难。见国家档案，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为800.6363/2—1048，由小迈克金斯（E. L. McGinnes, Jr.）在1949年2月10日的国际石油政策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备忘录。

[21]见Kolko和Kolko, 1972, p.461。在1949年的一次会议上，索科里公司的一名代表“强调石油公司确信它们将不能再与英国进行贸易，除非国务院对英国保持坚定的立场，并达成相应的解决方案”（国务院会谈备忘录，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41.6363/12—949，1949年12月9日，第2页）。

[22]斯达金对这些公司所表现出来犹豫不决的态度表示怀疑：“为什么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举棋不定，原因尚不清楚。在石油界不进行重新调整之前，伊朗的石油是不可能再进入世界市场的，而且看起来如果市场中已有的交易者能共同控制这个调整过程的话，那是与它们的利益相符的，而且，它们也愿意在几乎没有风险但却具有高额利润的石油投机中分享好处。”（Stocking 1979, p.157）石油公司举棋不定的行为，说明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在任何讨价还价中，战略明确的行为者往往隐藏他们的真实意图，如果这样做会使他们获得某种利益的话。所以，在无法获得参与者的内部机密文件以表明他们在谈判前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很难确信哪一方会作出更多的让步。

[23]见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弗莱明（Arthur Flemming）的证词，US Senate, 1957，p.12。

[24]见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1957, pp.111—113；US Senate, 1957，p.595。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11月30日宣布：“石油工业界的协调行动将确保最有效地利用油轮，并最大限度地保证石油生产的供应。”见总统的公开文件，1956，第902页。

[25]对中东紧急委员会与欧洲经合组织之间关系的讨论，见US Senate, 1957, pp.1884—1931，2451—2452，2538—2549，2583—2589。

[26]见Oil and Gas Journal，January 21，1957，p.74；February 4，1957，p.80；也见The Economist，January 12，1957，pp.1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