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第13/15页）

与其他可能用于实现能源安全的计划相比，配额计划的代价就更清楚了。据估计，采取对石油消耗征税来取代配额制以保持60年代石油价格平均水平的想法，与采取配额制的结果完全相同，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国内石油的生产量到1969年将减少40%。虽然进口将会急剧增加，但由此相应增加的敏感性，能通过紧急储备和预备生产能力而抵消。全部成本大概与进口配额计划相同，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保持更多的储备用于“七年紧缺时期”。因此，利用关税，再加上储备与预备生产能力等手段，可能会更有效地节约成本（Bohi and Russell, 1978, pp.324—328）；这种措施实施起来可能更缓慢地消耗美国的储备，而同时却能使美国保持足够的能力应付外部禁运。

从安全的角度看，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并不必然比石油的自由贸易政策更糟糕。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能会有更多的石油，但并非所有的都可得到利用，个中既有物质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此外，如果消费主义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对“大石油政策”（big oil）的批评能成功地保证更便宜的石油，那么石油的消耗量会上升，而对石油的整体性依赖可能会更高。不过，肯定可以制定比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更好的美国石油安全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并不构成一种合作努力，相反，它是对可能需要美国作出更大调整的国际协议的单方面代替。它反映的问题是，即使是处于美国优势的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也会阻碍霸权合作。与假定的更好的政策相比，当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耗尽美国国内石油供应时，它损害了美国的实力。因此，该计划产生的效果，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使得在70年代保持霸权合作更加困难，而本来这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因为美国拥有用于交换以获取敬重的多余资源越来越少，而新的、霸权后的合作模式还要过一段时间才出现。

结论

美国在50年代的确遵循着一种霸权领导战略。美国并不只是简单地向世界发号施令，它具备多种手段，为其他国家与其政策倾向保持一致提供激励因素。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国支持建立正式的国际机制，而在石油领域，它则支持更为狭隘的、以公司运作为基础的机制，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独立行动。从中短期来说，这项战略是成功的：它所培育的合作有助于实现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复苏，并维持了盟国的团结，而这正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所追寻的目标。不过，从长期而言，它的成功受到了挫折，因为它既未能够使一种国际机制制度化，而这种机制本来是可能应付对欧洲和日本安全日趋上升的威胁，以及逐渐增加的美国石油进口问题，同时，它也未能为美国实力的运用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霸权合作的经历促使我们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时考虑三个更普遍的问题：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维持霸权的问题；以及霸权与国际机制和合作之间联系的性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20年可以被描绘为“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发展时期，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涉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逐渐增加的跨国关系，以及政府间关系和跨政府间关系的发展（Keohane and Nye, 1977，第2章）。在这些国家间，正如1956—1957年间的石油紧急提价计划所说明的，使用武力已不再作为一种直接而明确的发挥影响的手段，另外，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然而，从这种相互依赖的模式就推论出“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已被摒弃”的结论，是会产生误导作用的。相反，复合型相互依赖，以及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世界相对温和的态度，不但依赖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依赖于它的工业和金融统治。冷战确立了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但美国执行再分配战略的能力，不但依赖于确保其在多边贸易和金融机制中的中心地位，还依赖于其先前所采取的控制和攫取海外石油供应的措施。正如我们的分析所见，当它正在寻求建立统治地位的时候，比起它后来这种地位已经稳固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乐善好施了。在每一个议题领域，美国霸权领导的再分配阶段——援助，接受贸易歧视，以及向欧洲运送石油——都是随着美国实现对关键权力资源以及相关规则的控制而出现的。

在战争期间，美国的计划者高估了英国的能力，并对英国采取一种强硬态度，以确保美国能在战后体系中按其所想制订规则。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对英国战时储备所施加的限制，以及1946年给予英国贷款中的苛刻条款，都反映了这一目标。只有当1947年英国的虚弱暴露出来时，美国才朝一项再分配政策进行决定性的转变，在这项政策中，美国愿意用有形的物质利益进行交换以获得政治影响。而一旦美国的统治确立，就需要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如果说先前的政策旨在打破贸易壁垒和维护美国对石油资源的控制的话，现在则需要为重建欧洲经济提供支持，暂时容忍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歧视，并确保美国的盟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中东石油，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包括西半球的石油。

以上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霸权的维持。为了保证长期的成功，一个霸权国的战略必须为其自身的生存不断创造条件。对一项战略的追求必须要能创造力量，否则霸权就将崩溃。因此，任何霸权领导战略必须寻求维护政府影响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的国家资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并非由于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合作的态度，而是由于他们在面临国内政治阻力时不能执行其优先政策。特殊利益集团不但阻碍了国际石油机制的建立，而且阻碍了执行与此密切相关且具有远见的保护性战略，而该政策是战争期间国务院官员们所明了、并有足够的热情去制定和支持的。后来强制性进口配额的规定进一步加快了美国石油资源以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权力资源的消耗。美国霸权的衰落甚至在其执行霸权领导战略之前的1945年就由于石油协定的无效而出现了预兆。

这样美国就患了一种由于强大而产生的怪病：即不愿调整以适应变化。小国不会奢望自己是否或以多快的速度能够适应外部变化。它们不寻求调整，调整是强加于它们的；强国则能推迟调整。国家越强大，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就越小，推迟调整的时间就越长。对于16世纪的西班牙来说，美洲黄金的发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就19世纪的英国而言，帝国的现实存在致命性地延缓了它对工业衰落作出有效的反应。美国50年代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优势，在作为冷战时期西方盟国首领而得到他国服从的基础上，以及它没有介入一项它本来可以施加很大政治压力的国际机制问题，而获得进一步加强；但是，美国的巨大经济优势又使得其国内利益集团积聚起特权。由于所有的霸权国都没有面临必要的外部约束，它们比小国更易于屈从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所以它们特别容易产生僵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就是奥尔森最近所强调的导致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Olson, 1982; Kindleberger,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