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11/17页）

*看有关《潜行者》或塔可夫斯基的资料，很难回避“奇迹”这个词。“我发现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电影就像是个奇迹。”伯格曼说。他说的是《伊万的童年》（Ivan's Childhood），但却让人想起《潜行者》，好像他最深层的电影愿望都能实现。“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口，但却没有钥匙。那是我一直想进入的房间，而他却可以自由轻松地出入。”在《飞向太空》的结尾，克里斯似乎也在期待导演接下来又想到什么，“我所剩的只有等待。等待什么？我不知道。一个新的奇迹？”还有更多的奇迹来自塔可夫斯基——只是再也用不到扮演克里斯的多纳塔斯·巴尼奥尼斯（Donatas Banionis）了。《潜行者》一开头的字幕说“区”是个奇迹。在修订版《雕刻时光》里，塔可夫斯基给一帧《牺牲》的剧照写了如下文字：“小男人”给他父亲栽的树浇水，耐心等待不过是事实的奇迹。奇迹不仅是银幕上制造的效果，也是他们创作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回头看看他们克服的重重阻碍，总美工设计师拉施特·萨夫林（Rashit Safiul）感慨：“每一次都像是在制造小小的奇迹。”

奇迹在塔可夫斯基作品中的流行也许反映了更普遍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奇迹的范畴。随着苏维埃革命允诺的希望逐渐具象化成斯大林主义无情的官僚机构，每个人都百分百地被卷入极权系统的体制中，这意味着，要摆脱或逃离都需要奇迹。“集中化越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51)在《一线希望》（Hope Against Hope）中写道，“奇迹就越伟大。”生活越难以忍受，就越无法离开奇迹。寄信给斯大林以期望获得赦免或减刑——“这不是信，而是对奇迹的渴求？”——意味着人们生活在对奇迹的例行期盼中。“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有时这些请求会获得回应——比如1934年发生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52)身上——人们“喜出望外”。但是，娜杰日达的话也适用于《潜行者》，“必须记住，即使人们得到了奇迹，这些信的作者也被宣判了悲惨的命运。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尽管生活的智慧警告他们，奇迹不过是昙花一现，没有持久效应。在童话里，当三个愿望都实现后，人们还能有什么？晚上得到的金子白天就成灰土。最好的生活是不需要奇迹的生活。”

的确如此，我们在“区”里所见的一切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大地如泥浆般流动，看似奇迹，也许只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地质运动。消失的鸟儿是光线巧合的作用。晴空朗朗时的一阵妖风，不过是突然刮起的狂风。不管怎样，教授有一些朋友反对炸毁“区”，但他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带着最深层的愿望即毁灭“区”，他来到这里；进去之后就把身后的门“砰”地关上，保证他是最后一个能利用“区”的魔力的人。但是即便到了这最后阶段仍然有变数，有可能他最深层的愿望并不是他决心要做的事。这是“区”给我们上的一课：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做他以为自己想做的事。另外，也无法保证在物理上摧毁“房间”就能减少对它的力量的信仰。相反，封锁也许会催生更多有关它的故事，加深这个地方的神秘性。

潜行者徘徊着考虑着，从他的角度来看——既作为“区”的信徒，又作为以此谋生的人——这个消息糟透了。他突然转过身，想从教授手里抢过炸弹。他们扭打起来，但是作家过来插手——三次——把潜行者推到漂着灯泡和化学装置碎片的脏水里。很奇怪，教授对这干预不以为然，潜行者又冲过来，再一次被摔在地上。在这个时刻，不能不让人想起唐·德里罗（Don DeLillo）(53)的《白噪音》（White Noise），在结尾处，威利·米克有一番精神错乱的演讲：“房间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在其中。没有人应该走进房间，除非他了解这一点。人们在房间里是一种行为方式，在街道上、机场和公园里则是另一种。进入一个房间意味着认可某种行为方式。接下来就是这种行为方式发生在房间里。”

这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在一个房间的入口并不仅仅是随便任何一个房间，而是“房间”，所有关于把这个地方炸上天国的议论，所有这些争吵、扭打、把别人推到地上，都是恰当的。

潜行者再一次爬起来，想知道为什么教授要毁掉人们的希望。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留给他们的全部，是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为什么要毁掉他们的希望？对教授将要做的事情的恐惧让潜行者恢复了足够的力量，又一次冲向他——只是再次被越来越愤怒的作家推倒在地。（教授看起来像是刚犯过心脏病——他也被打得快断了气。）作家开始用言语攻击潜行者。他是个寄生虫，享受着万能之神的力量。怪不得他从没有进过“房间”——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所有的力量和秘密。潜行者看起来很少开心；他总是为潜行者的工作心事重重，而现在——他的脸上有血污瘀青，双眼通红，泪水模糊——他看起来彻底绝望了。潜行者不能进入“房间”，他呜咽着说。他们甚至不能为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进入“区”。不过你是对的，他对作家说。我是个寄生虫，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我没有给我妻子任何东西。我没有朋友。但是请不要把我的一切都带走。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我的一切都已经被带走了，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在“区”里。我的快乐，我的自由，我的自尊。我带人们来这里，人们喜欢我——那些绝望的、饱受折磨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别的希望。而我带他们来这里。只有我，一个寄生虫，能帮他们。

经过一番直抒胸臆，所有的人都冷静下来。作家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豪猪上吊自杀了？因为他来这里是带着不可告人的动机。那么为什么他不回来忏悔？因为，他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的愿望在这里都有效，只有你最深层的愿望，而对豪猪来说，那就是钱。面对自己真实的本质，他自杀了。“房间”揭示的真相是本体论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他或她独一无二的可能性——这就像一个目标，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像一条法律，”在约翰·伯杰和奈拉·比斯基（Nella Bielski）的戏剧《一个地理学问题》（A Question of Geography）中的一个角色说，“我们生活的使命是为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得更加了解这目标，这样它才能最终实现。”除非你是个变态，或者其他种类的精神病患者。那么你生活的使命就是埋葬那冲动，保证你从不靠近小学的大门或者别的可能会变成“房间”的地方。